件的審理，他是從事刑事偵查工作的，他的觀點，和我一樣。

因為：全案證據按照法定要求，但達不到能夠支援一個“死刑判決”的標準。具體：

一是卷宗材料反映兩被告人的供述，在作案過程的細節上，不盡一致；

二是第一被告庭審否認參與殺人，與卷宗材料供述不一致；

三是第二被告庭審中的有罪供述，與卷宗材料記錄的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具體細節不盡一致；

四是第一次庭審時，公訴方沒有提供作案工具，更為當庭質證，而作案工具在一個刑事案件中、在故意殺人案件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證據。

還有其他。

為什麼，做出了死刑判決呢？

一是其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後果使然；

二是被告人及其家屬在民事賠償方面，沒有達到最起碼的法定要求。

第一被告家庭困難，雖然審判機關最大限度的給他留出了準備時間，最終不足法定標準的六分之一。

第二被告的家人，知道其子系未成年人作案，不適用死刑，最壞的結果是無期徒刑，所以分文未出。

至此，大家應該知道民事賠償部分“提前準備”，有時是必要的。

當事人不懂才聘請律師，律師職責的一部分應當包括讓當事人懂得按照“法定程式”應該怎麼辦，需要做哪些準備。

這就需要律師首先要懂，然後，就合適的案件、在合適的階段、在合適的氛圍下、用合適的方式、告訴當事人及其家屬中的合適的人。

關於“合適的案子”，有的案子，不需要律師提醒：

被告人家庭富裕，有賠償能力的；

被告人及其家人本身就懂，在言談中發現他們已經知道的；

被告人及其家人認為自己“很有理”，想一爭高下的；

案件問題很大，錯案可能很大的。

其他。

關於“合適的階段”，刑事案件一審有三個階段：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如果上訴了，有上訴階段。如果一審判死刑了，還有死刑複核階段。

某一個案件，到底應當在哪個階段盡律師的“提示義務”，要具體把握。

關於“合適的氛圍”與“合適的方式”，不多說。

關於“合適的人”，很簡單，律師的話，有的能“聽進去”，有的“聽不進去”。有的人，今天不理解律師的話，明天可能會理解。

達到如下目的：

一是當事人理解律師的說法，最終案件有一個理想的結果，當事人受益；

二是不要讓當事人及其親屬誤會律師，認為律師“胡說”，認為律師“替對方說話”。

【刑辯律師王同生警言：律師應有策略的、依法向當事人盡提示義務。】

第一被告被判處死刑的另一個因素：受害方堅決要求“追命”。

關於民事賠償部分，庭審前、第一次庭審後、第二次庭審後，都做了很多調解工作。作為代理人，我向當事人分析了案情，分析瞭如果調解不成的風險：如果調解不成，即便一審判了死刑，二審可能改判，死刑複核時，結果也很難說。審判人員也做了同樣的工作。

受害方一度同意調解，但是，被告方拿不出錢來，最終準備的錢，還達不到法定標準的七分之一。

沒辦法，又開了第二次庭。

第二次庭審過程中，公訴方出示了作案工具，當庭質證。

作案工具為什麼在第一次庭審時沒有出示呢？

我認為理由是：作案工具取得的程式有問題。

刑事案件調查取證，不是老百姓“捥菜”，隨手拾到筐裡就行了，是有法定的取證程式的，死刑案件的證據收集更是這樣。

從某個方面，“可以說”與本案有關的“相關人員”，最初沒想到第一被告的判決結果是死刑。

刑事案件，能否得到受害方諒解，很重要。甚至影響被告人的生、死。

【刑辯律師王同生警言：受害方的態度，有時決定被告人的生、死。】

本案，我就第一被告辯護人的辯護想說幾點：

第一次庭審時，他的辯護詞是：我本想說你認罪態度好，你一翻供，我沒法說了。

結束了。

庭審時，我雖然是受害方的代理人，作為一個專業刑辯律師，從不放過任何一次向別人學習的機會。每一個律師都有自己的辦案風格，都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