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需要而生，同樣會因為某種不需要而死。換言之，一旦文化的某種功能能夠由其它更受社會歡迎的東西取代，那麼那項文化內涵的生命就會結束。我們會看到，隨著經濟和金融技術的發展，社會所需要的文化內涵也會變化。所以，簡單意義上的文化復古不僅是一廂情願，而且是毫無意義。

文化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

文化的內容當然很多很廣，我們關心的不是像“川菜”“湘菜”這樣的非制度性文化，而是規範言行的制度性文化以及影響人們作價值判斷的處世文化。此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不談及儒家“三綱五常”中的“五常”等處世之道，原因是，像“仁、義、禮、智、信”這些道德規範是世界各種文化的普遍價值，並非儒家文化獨有，否則我們中國人出國之後就不會有與別人交往的任何基礎。這些內容是今天的中國以及任何社會都應該教導的。

本文的反思集中在儒家“三綱五常”中的“三綱”以及相關的“五倫”社會秩序。家文化是各種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跟其它文化的核心差別的體現。我們來看看它們的差別。

不管是遠古，還是現代，任何人自出生即面對兩種基本需要，一種是吃穿住行這些物質消費，即所謂的物質生活，“民以食為天”；另一種是心理或說精神需求，即所謂精神生活。從生存需要看，物質生活的重要性應該排第一，精神生活居其次。人的這兩種基本需要既是文化的起因，也是文化的目的。

所有動物都有其文化，而一種動物的文化程度又跟該動物的個體獨立生存能力有關。在所有動物中，人出生後的自生能力可能在最弱之列，嬰兒一歲之前靠吃奶，即使一歲之後能吃一般食物、能走路了，在12、13歲前一個人還是難以獨自謀生。相比之下，馬的自生能力極強，小馬出生一、兩天內即可站立走路，也能很快自己吃草。但儘管如此，出生之後，小馬還會追隨母親一、兩個月，母馬也會給以母愛，保護小馬，形影不離，所以，連馬也體現出一定的“家庭觀念”、“家文化”。筆者小時候在湖南農村，最怕的就是還在撫育一群小狗的*，*為保護其孩子所表現出的兇惡，真是奮不顧身，任何人只要靠近她家的領地範圍，*絕對會出來咬你！所以，狗的“家庭觀念”也不弱。“家”作為基本生存單元是動物的共性。

金融市場的發展將最終打倒“孔家店”（2）

當然，對於自生能力遠比馬要弱的人類，家更是人種延續下去的最基本條件。任何今天還存在的民族，它必須有重視家庭的基本文化內涵，否則就不可能延續到今天。各類文化都重視家庭，這是人種生存的基本底線。

除了要滿足今天的物質消費和精神需求外，一個人面對的更重要的挑戰是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包括未來物質生活所需的收入的不確定性、身體健康的不確定性，還有未來精神生活、心理狀態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風險事件可以是天災人禍，比如，根據鄧雲特先生在1937年《中國災荒史》一書中的統計　，16世紀中國共發生過504起大水災、旱災、蝗災、雹災、風災、疫災、地震和雪災，平均每年5次以上；17世紀共有各類大災507次，18世紀共411次，19世紀407次，20世紀的頭35年有101次大災。這些記入史冊的不包括小災，也不包括時常發生的戰爭和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兵荒馬亂時期個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當然會受到衝擊。這些都是人們想規避的系統風險。

在個人層面，生病、交通或工作事故、房子起火等意外事件也會引發財產收入、精神狀況上的損失，還有娶妻、嫁女、蓋房、養老等這些大開支專案，都是個人一輩子要應對的不好預測的風險或大額開支事件。此外，在創業、生產投資上也會面對大大小小的不確定性，有可能血本無歸，有可能收成不好。

這些因自然、社會以及個人自己帶來的難以避免的風險事件讓人充滿憂慮，這就逼著人們去尋找規避未來物質風險和精神風險的手段，否則一個家庭、一個民族生存下去的機率就會遠小於100％，社會也不能安寧。大致講，人類有兩種途徑規避未來風險，其一是靠發展，“發展是硬道理”，透過提高物質生產力和精神供給量來提升人類整體生活水平，這當然能加強個人度過風險事件的能力。物資供應有結餘時，即使一時發生天災人禍或生產歉收，也不至於給人造成致命的危機。“硬”技術創新的貢獻即在此。

其二是透過個人之間的經濟交換、精神交換達到互保、互助、資源共享的效果，以此提升社會共同的避險能力，使個人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