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劇作期間，我和小波不斷接觸，不斷談話，經常在一起吃飯。在接觸中，我對小波的瞭解不斷加深，我們成了好朋友。我覺得小波是一個非常重情義的人，跟朋友的合作非常有義氣。

小波生前對你的處境，對你選擇的獨立拍片的生活方式和創作方式，有什麼看法？

從電影學院畢業以後，我是主動地選擇了作為獨立導演這樣一種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小波是主動地放棄了在大學的工作，做獨立撰稿人，小波的處境跟我相同。所以從這點上來說，我和小波之間是無需再多說什麼了。生存方式的選擇包括對生活、對藝術的態度，我覺得這是一目瞭然的事。

你今年34歲，小波今年45歲，從社會經歷角度看，幾乎差著一代人，你與小波溝通時感覺怎麼樣？

在年齡方面，我沒有感覺和他相差太多，小波不是一個倚老賣老的人，我感覺他的思想、他的談話，非常具有青春感。他和我是特別相近的朋友。

在你與他共同創作電影的過程中，不管是對於同性戀這樣一個社會問題的態度上，還是你們兩個人在藝術、審美的追求上，沒有什麼差異嗎？

當然，他給我很多的啟發，更多的是在思想的深度上。例如他在劇本中加進了一些施虐和受虐的內容，這種東西是我以前完全沒有想到的。他把這個內容作為影片的主題，增加了非常多的有意思的東西，在控制和被控制的關係上、權力和性的關係上、施虐和受虐的關係上，他使得整個的影片增加了很多的層次。與小波相處，我覺得他不僅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老師。在同性戀的問題上，他採訪了非常多的人，他從社會的個案當中，瞭解到了非常詳盡的素材。我跟他談到這些問題時，他不斷跟我談起一件又一件的具體事例。我從中看出，他原來所做的大量的社會調查是非常好的。在我們做劇本的過程中，不斷地有同性戀者給他來電話，進行諮詢，或者說和他保持思想交流，保持朋友關係。這給影片在把握同性戀者的準確性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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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選擇了同性戀作為你影片的主要題材，一開始是什麼初衷呢？

起因是我在報上看到一條訊息，北京有一個艾滋病研究所，他們搞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可是找不到採訪物件。有人就想出了個極餿的主意，和各大公園聯合起來搞。在公園裡抓到了一些同性戀者，然後用審問的方式獲得問卷。我當時對採用這種方式來獵取別人心中的秘密，深受震撼。我就從這兒產生了想做一部電影的念頭。當初僅僅是從這個角度開始。當我發現這個題材時，更多地想到的是：一個從來沒有接觸過同性戀、而本人也不是同性戀的警察，他在不斷地聽一個同性戀者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以後隨著不斷的訪問和調查，特別是小波加入以後，影片就開拓了更為廣闊的思想領域，它已不單純是一個社會問題題材，而且從影片中體現出了更多的詩意和力度。我覺得我們這部影片向大家提供了一個非常深的心理空間，是一部探討人的心理，挖掘人的內心世界的影片。

你和小波最後的接觸是什麼時候？

去年我和他最後碰了兩次面，那時《東宮·西宮》剛剛拍完，還沒有做完後期。那段時間我要去法國，再從法國去美國，因為有4個月的學者訪問。那時李銀河也離開北京了。我記得很清楚，那天他來我家，就在外面的桌子旁坐著，正好有一個法國電影節主席的夫人也來我家。小波那天臉色非常不好，心情顯得很鬱悶。我發現他經常趴在桌子上，或是仰面看著天花板。我就問他，你是怎麼搞的？他說最近夜間打E…mail，經常時間是顛倒著的。那天我就覺得他的身體是不是什麼有問題，很替他擔心，勸他要注意，看來他的病還是有一些先兆。

現在回過頭來看，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了心臟病，看來他對自己的病也不是一點兒感覺都沒有。小波生前看到這部片子了嗎？

他沒有看到。

這部片子在國外得獎他知道嗎？

他知道。

我聽銀河說，小波開始不是很願意搞劇本，因為他以前沒有搞過劇本。

對，他跟我說過，他感到弄這個劇本很困難。我也感到很困難。因為我和小波都不是同性戀。作為異性戀者寫同性戀的劇本，更多的東西我們要去體會。所以，小波經常跟我說，弄這麼一個東西有時候是有點兒扭曲。現在我經常回過頭來看他寫的那些阿蘭的臺詞，可以感受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