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冷冽的香氣、關於黑和白的色彩的比喻構築的語言的空中花園，這些遊移的夢境又和美好的性、愛情的哲思融合，浮動於荒誕的寫實片斷裡。美，令人傷懷，因為這隻存在於想象之中，而當故事結束之際，我們不得不告別；有如小說中的小說家一樣，回到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的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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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最美好之處/艾曉明（1）

在北京八寶山向小說家雜文家王小波先生告別的悼念儀式上，遇到導演張元，聽他說，5月份，由王小波和他編劇由他導演的影片《東宮·西宮》，要在香港出影碟了。這個片子曾獲阿根廷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是中國人在國際上獲得的第一個編劇獎。我們在國內暫時還看不到片子，但我從銀河那兒看到編劇王小波的手稿，小說形式的手稿，題為《似水柔情》。

故事是這樣，在一個小公園裡，有一個派出所，有一個小警察來上班，他收到一本書，扉頁上印著：“獻給我的愛人。”與此同時，所有的人都在窺測他的表情，在他們看來，小警察很動情，很肉麻。而小警察這時就跑到外面去（寫書的人——阿蘭在更遙遠的地方，編劇說他在香港），在他的回憶中，那個晚上重現了一遍。

那個晚上開始是這樣的，這個公園是個同性戀聚集的場所，容貌出眾、整潔乾淨的小警察小史不知道他是公園裡的大眾情人。而他在值夜班無聊寂寞時，就要到公園裡抓一個同性戀來做伴。作伴就是消遣對方的意思。這一天，他碰巧逮住的是阿蘭。這件事是一個偶然，但事情發展下去，這個晚上卻很不尋常了。

我們都知道，警察在社會上代表的是一種權力和規範，而在中國內地，很長一段時間，同性戀是被當做社會醜惡現象的。我記得70年代末，我在一個煤礦中學教書，突然有一天在機關的牆上看到大標語：打倒流氓雞姦犯！當時同事們議論紛紛，為單位裡又破了一個案子激動不已。但如實相告，如果學生問我什麼是雞姦，我是不知道的。我問一個已婚的同事，她也就是曖昧地一笑，並不告訴我。當時的偏見和無知混在一起，這是題外話了。我只能說，就在80年代，人們對許多問題也還是抱視而不見的態度的，既不去了解，也不去研究，諸如同性戀問題就是如此。這也正如小說的作者王小波在他和妻子李銀河進行的一項《關於中國男同性戀問題的初步研究》的報告中所說：“現在我們都知道納粹分子對猶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道他們對同性戀者也犯下了同樣的罪行的人就少了。這是因為猶太人在道德上比較清白無辜，同性戀者在多數人看來就不是這樣的，遇到傷害以後很少有人同情，故而處於軟弱無力的境地。”

在王小波的故事中，小警察是高高在上的審判者的角色，“被逮住的同性戀就如一些籠子裡的猴子。”阿蘭向小史交代自己是怎樣的一種同性戀法，他就從童年講起。這些個人的經驗和想象是這個劇本可能的不同凡響之處，編劇的想象力和他對同性戀者的瞭解將呈現在這裡。因為我們還知道，在中國之外，寫同性戀的作品不乏其例。有根據阿根廷作家普伊格的小說改編的電影《蜘蛛女之吻》，有以李碧華的作品為本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有白先勇的小說《孽子》。這些作品，《蜘蛛女之吻》較多地設計了同性戀者本身的想象層面，是一部以獨特想象來抗衡簡單的社會偏見，營造出別緻的藝術氛圍的作品，而後兩部則較多與社會歷史相涉。以《霸王別姬》為例，它在國內有爭議之處是因為涉及了同性戀，但引起觀眾共鳴之處則是它對###時代個人悲劇的展示，並不是同性戀本身。因為在那個時代，任何個人都可能捲入悲劇，不需要什麼理由。同性戀也就是不成其為理由的受迫害之任何理由的程式碼而已。而影片《霸王別姬》也就在它題材涉及的特殊層面受到質疑。例如，香港學者也斯在談到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時，就認為，《霸王別姬》“似乎嘗試‘透過主角性別問題，看到中國人的悲劇’，仿如詹明信所說的，透過個人情感，豎立一則國家寓言，正是第三世界文化的特色。但這個電影的問題也正是出在個人情慾與國家民族文化的寓言性聯絡上。”“導演用非常煽情的手法，把同性戀處理成受迫害而形成的犧牲，這代表了導演對性別問題比較狹隘的看法。”另一位臺灣學者廖炳惠認為，《霸王別姬》在文類上是矛盾的，它在內容上雖然是採取戲劇的方式，來展現微妙的性別關係，但在敘述方式上卻是用史詩的敘述模式來對整體民族文化歷史的發展做一種宏觀式的展現。這樣做的問題會出在，“其中史詩模式籠罩了藝術家的微渺存在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