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日子，那段被人們看作瘋子的日子，那段丟失了自我的日子。

慕霆　（61）

回到家的第二日天，馬紅方十點來鍾就給我打來了電話，告訴了我一個讓我無法相信的事件。放下電話，我苦笑了一下：“終於發生了。”馬紅芳在電話裡告訴我，周勇已經不辭而別，臨走的時候，從銀行用現金支票提走了他的職責許可權內可以動用的最高限額的款項，三萬八千元人民幣。我抬眼看著床頭櫃上霆買來的那電子檯曆，十一月十六日，週五。我輕輕地拿起那個電子檯曆，自言自語地嘟囔著：“週五，週末了，人們都要準備休息了，要開心地渡過兩天假日了。我呢？我有什麼可開心的？”是啊，在心裡，我也問自己，有什麼可開心的呢？剛剛從醫院回來就要面對這種可怕的事情。錢丟掉了可以再掙，可週勇的背叛讓我實在無法接受。一向以誠實待人，並認為可以因此理所當然要求大家的平等回報的我，因為最親密的、最貼近自己的人的背叛，喪失了最後的安全感。我真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什麼是可以值得相信的？

現金支票上面要加蓋法人的簽章、財務專用章方能生效。支票在馬紅芳那裡保管，公章和財務章在周勇那裡保管，我這裡留存的是法人代表章。我因為長時間離開公司，所以將法人章暫時託付給周勇，而馬紅芳到醫院照顧我的期間，周勇就向馬紅芳要走了現金支票說是代為保管。以周勇長久以來的為人和表現，大家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可事情卻偏偏出在他身上了。現在一切都沒有用了，說什麼都來不及了。馬紅芳說要報案，我攔住了。馬紅芳不可理解，問為什麼？我說三萬元的盜竊，在這嚴打期間，足以讓他坐九到十五年牢了。真的要斷送他的一生，僅僅為了三萬七千元，實在不值得了。周勇從到公司以來這麼久，從來沒有出過任何差錯，也算兢兢業業，功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這三萬七，就算是我送給他的好了。馬紅芳嘆口氣，搖搖頭：“善良固然是好事，可對於這樣的人，是不是有意義呢？”我也只能笑著解釋說：“既然是善良，就不要去分別你所要善良的物件，否則就不是真是的善良，是有選擇的、造作的偽善了。”鑑於公司的混亂局面，我決定讓公司暫時停業。只留下馬紅芳和王凱善後。

那一晚，我出錢讓大家聚一聚，算是散夥前的最後一次團圓。但是我卻真的沒有勇氣出席了。於是那晚由馬紅芳主持，大家玩兒了一次。可後來馬紅芳卻說，少了我和周勇，大家確實熱鬧不起來，喝了一氣悶酒，大家就各奔前程了。那一晚我獨自坐在燈下看著霆的照片和遺物發呆。一切幸福的、快樂的記憶又重新充斥了我的全部身心。看著霆衣服上的紐扣、最喜歡的墨鏡、跟我手指上一模一樣的情侶鑽戒在燈下的反光，我甚至能看見霆的瞳仁、黑髮、牙齒和指甲的光澤了。我開啟衣櫃，看著霆整齊排列的衣服，聞著他最喜歡的香水，坐在地板上端詳著，感觸著。床上、地板上、陽臺上、沙發裡、浴缸裡、廚房中……我一處處看著那已經空空蕩蕩的空間，回想著我們在一起的幸福和快樂的日子，任自己的心情被上萬種思緒的蟲咬齧、啃噬，然後慢慢枯萎和麻木。我總是在腦海中閃過霆那不大的骨灰盒裡灰白色的粉末。每當念及此處，我就悲從衷來，澀澀的苦笑著，讓自己的淚水滴濺和滲透周圍的一切……

後來的一天，我拔掉了電話線，關掉了手機，就那樣獨自一個人蜷縮在被子裡，聽著窗外北風狂暴的肆虐。直到晚上，馬紅芳才和他男朋友一起來看我。我匆匆洗漱了一下，和他們一起去吃韓國料理的燒烤了。十九號的中午，我接到了王煒健的電話，他告訴我說，獅子座流星雨要來了，他已經到了我的樓下，說北京的夜空被燈光映得太亮了，要我跟他一起到北京郊區他一個戰友的家中去看流星雨。話沒說完，他已經在敲門了。開啟門，他看著我，還是帶著那種倔強和羞澀，嘎嘎地看著我，然後和我擁抱了一下：“這兩天還好嗎？我公司裡沒有任務，所以聯絡了我的一個戰友，他家在大興，咱們走吧。現在就走，到那兒就正好趕上晚飯了。”這有些遲疑：“這不合適吧？我們去會打擾人家的。”王煒健哈哈地笑了：“絕對不會，你沒當過兵，不知道什麼叫戰友之間的感情。他媽就是我媽，他家就是我家，你不用見外的。今天由不得你，跟我走吧，我喜歡強迫別人的。”我苦笑了一下：“嗯，我已經看出來了。”

就這樣，我和王煒健去了大興縣他的那個戰友家。說實話，除了因為霆的死給我帶來的打擊之外，現在我又必須面對事業上的危機。因此，對於看流星雨，我本人並沒有什麼興趣，也許真的是想散散心，調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