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但會議開起來卻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進行了全面攤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站起來指著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氣憤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坐在葉劍英旁邊的新任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拍著桌子激憤地說：“軍隊是革命的支柱嘛，你們還要不要軍隊？如果不要，我就不幹了。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指揮軍隊嗎？”聶榮臻指責他們說：“你們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說成是‘聯動’成員，縱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葉劍英嘲諷地質問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會後陳毅對葉劍英說：“劍公，你真勇敢！”

十年浩劫（10）

2月16日下午，碰頭會繼續進行。原定議題是討論國務院如何抓革命，促生產，但引起更激烈的鬥爭。

鬥爭是由陳丕顯的問題引發的。在懷仁堂會議室的門口，譚震林就拉住張春橋問：“陳丕顯同志來了嗎？”譚震林所以提出陳丕顯的來京問題，因為一些省、市委書記被遊鬥後，毛澤東連續在三個不同場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書記接到北京保護起來。周總理力排萬難，把一部分省委書記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當地被無理地扣壓著，陳丕顯就是其中的一個。張春橋裝出一副正經面孔，狡猾地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譚震林聽了十分生氣，指著張春橋說：“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啊。”

會議一開始，譚震林再次嚴肅地提出了陳丕顯的問題。

陳毅針對林彪一夥打著毛主席的旗號進行反革命兩面派活動，觸到了三個“痛點”：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魯曉夫；三是延安整風中的內部問題。他說：“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指林彪）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葉劍英講到黨的傳統：“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麼做工作？”

餘秋裡拍桌子說：“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

李先念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

譚震林接著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說：“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裡有一點反毛主席。”

謝富治插話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域性出發。”

譚震林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個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這時李先念說：“就是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的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掉了。”

周恩來當即責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這麼大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這篇社論指的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其中有，“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康生明明參與炮製這篇社論，這時卻當面撒謊，說他沒有看過。總理氣憤地說：“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你不叫我們看看，現在政治局還沒有解散嘛。”

康生、陳伯達一夥被老帥們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們群起反擊，當面斥責林彪、江青一夥發洩對“文革”不滿，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這是一次真理戰勝謬誤，正氣壓倒邪惡的會議。

2月16日碰頭會後第二天，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斥罵江青“真比武則天還兇”，說他們“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表示“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拼下去”。林彪將這封信送毛澤東閱，並附了一封信，說：“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