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好了。”各地區各大軍區機關和部隊根據“八條”命令及時制止了衝擊軍隊的猖狂活動。福州軍區請示軍委，要求把一些經常衝擊軍事機關的打砸搶分子集中到一個島上管制，葉劍英考慮到福州地處前線，從戰略需要出發，批准了他們的請示。但是，江青一夥對“八條命令”是一直反對的。“命令”下達沒有多久，他們就四處活動，鼓動各地“造反派”到處衝擊軍事機關，奪取武器彈藥。有些人竟然到三座門軍委辦公廳鬧事，矛頭指向徐向前，葉劍英等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及時制止了事態的擴大。

為了進一步解決穩定軍隊局勢問題，1967年2月6日，軍委碰頭會議轉移到西山，在葉劍英主持下繼續開會。葉劍英分析一些地區軍隊混亂的局勢，感到“八條命令”還不夠，也未完全落到實處，還要再規定幾條加以限制。他說：“軍委命令本來是九條，拿到中央文革討論，他們把黨委領導，不成立戰鬥組織的一條內容刪掉了。這些問題同他們就是講不通，免不了還有一場爭論！軍隊機關如果允許成立戰鬥組織，不就是允許奪權嗎？這個問題要進行辯論！”他和幾位老帥商量後，於2月8日以軍委名義發出通知：明令外出串連的人員，按期返回本單位，設在各地的聯絡站一律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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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9）

隨後，葉劍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即七項規定），進一步規定了穩定軍隊的具體措施。2月10日，周恩來根據葉劍英提議召集有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討論透過了這個規定，經毛澤東批准下發。葉劍英會上說：“本來八條一個檔案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現在搞了個七條，這些都是我們鬥爭來的！”這“七條規定”主要條文是：

“陸、空軍的軍以下單位，海軍基地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堅持進行正面教育。絕對不準任何人、任何組織以任何藉口到這些單位進行串聯。”

“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衝擊。”

“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不宜成立各種文化大革命戰鬥組織，已經成立的必須以行政單位進行改組。對黨委有批評建議之權，但不能代替、監督黨委和行政領導行使職權。”

“幹部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認為只要是當權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錯誤的。”

“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民主化、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不良傾向。”

“八條命令”和“七項規定”相繼頒佈後，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區的混亂現象，保證了部隊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敗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亂軍奪權的陰謀。葉劍英根據軍委的“命令”和“規定”，盡力解除浙江、成都、青海、新疆、西藏、南京、江蘇、山東、湖南、陝西、雲南、內蒙古、甘肅、廣西、廣州等地軍事機關和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圍困之災。

“全面奪權”的衝擊首先直逼中央，從1月中旬起，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賀龍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資格，處於“靠邊站”的地位。

這種非常狀態是建國以來所未有的。為了在非常狀態下能繼續保持一種相當於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形式，以便於處理和決定黨和國家經濟工作，周恩來提出了“碰頭會”的辦法。他於2月2日，致信陳伯達、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一、提議今後每星期一、三、五晚10時起在釣魚臺開碰頭會，以文革（小組）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檔案草案，其他有關同志按問題性質臨時通知參加。”“二、提議今後每星期二、四、六下午3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志（周、陳、康、李）為主，副總理（陳、李、譚、聶、謝）和劍英參加，務請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

這樣，葉劍英在參加主持軍委的一系列會議的同時，經常出席周恩來主持召開的“碰頭會”（實際是中央政治局碰頭會）。1967年2月11日，周恩來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

懷仁堂會議室裡，長方形會議桌中間坐著周恩來總理，一側坐著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和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裡、謝富治等，另一側坐著中央文革成員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兩軍對峙，陣壘分明。在這次會上，本來的中心議題是“抓革命，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