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金融”時，我們能聯想到的話題就只有貨幣和貨幣政策了。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差別，原因就在於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所經歷的都是貨幣一類的金融技術和金融發展，類似證券、債務一類的金融技術，卻絕少在中國的經濟史上發生，正是這種情勢的存在，才使得直至今日，類似於證券或者金融契約的技術都沒有真正地發達起來。

在這方面，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假體的理財投資組合方式。

根據2001年中國人民銀行對50個大中城市假體的金融資產結構的調查，在接受調查的中國家庭中，共有的流動資產投資在銀行儲蓄賬戶上，有集中在股票上，集中在國債上，在各類保險上。儘管今年來這一比率有所變化，但是依然改變不了儲蓄率超高的這一現實。

比起中國家庭，美國家庭的理財投資組合方式就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來。

根據調查顯示，美國家庭有的流動資產投資在銀行儲蓄賬戶上，有①集中在股票上！另外有是債券比例，在各類保險上。

從這裡可以看出，在中國兩國之間，中國民眾的資產結構還停留在儲存貨幣的階段，而美國民眾的資產結構則傾向於股權型投資，這種差別的存在，固然與金融的總體發展水平有關，但是假如我們仔細思考，就會發現這實際上是由於中國的金融市場發達程度欠缺有關。

中國自從在90年代初期試行股市之後，其顛沛與瘋狂程度，就使得其註定不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資本市場，而與其大概同期出現的債券市場，本來有希望接替這一重任，然而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特定的時機，使得這一市場的命運也呈現出一波三折的面貌，更是無緣於現代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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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退離場的教父（1）

說到這裡，發生在十幾年前中國金融市場中的一樁故事，就很能反映出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因為它絕不是由某些因素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偶然，相反，這樁故事的起因、過程、結果、乃至最後的影響，都襯托出當時中國在金融業上的曲折與無奈。

管金生，這是一個曾經輝煌的名字，如果說現在的中國股市存在巨頭的話，那麼他一定要算是這些巨頭的鼻祖，而他所統屬的萬國證券，早在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之時，就以三大券商之一的身份成為了中國證券市場中最早的參與者。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建設中，其交易規則、裝置、交易員的培訓，幾乎都是由萬國證券一手操辦；深滬兩地的異地交易也源自萬國首開。這樣看起來，如果說萬國是中國股市的締造者也絲毫不為過，在一段時間內，萬國證券甚至持有國內上市公司70％的A股交易量和幾乎全部的B股交易量。

正因為如此，管金生也由此獲得了一個頗有另類色彩的稱呼——中國證券教父。其對證券市場的策動與影響，盡在這個稱呼中顯露無疑。

讓人始料不及的是，一場暴風雨卻在1995年降臨在這位“證券教父”的頭上，引來這場暴風雨的不是別人，正是管一手為之。而這場暴風雨的契機，則發端於國債市場。

按照我們的分析，國債是一種一種非常理想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形式，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國債由政府發行，保證還本付息，擁有最低的風險度與穩定的收益率，其成本之低，流動性之強，可信度之高，堪稱名副其實的“金邊債券“。

然而，由於計劃經濟時代長期的政府行政攤派，使得中國民眾對於國債這種投資產品，並非報以熱烈歡迎，而是持以觀望甚至抗拒的冷漠態度，這就使得中國的國債市場始終萎靡不振。到1992年底，國庫券的轉讓價格已經大大跌破其票面價值，一張百元面值的5年期券，其市場價格只有80餘元，於是，在當時這種大環境下，中國在1992年開始嘗試進行國債期貨交易，而這也是中國第一個金融期貨品種。

這一招果然見效，政府開始不再為出售國債而發愁，而市場上的期貨貿易也由此變得異常火爆。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這正昭示著一場暴風驟雨的來臨。而暴風雨的到來，則起自於當年的一筆尷尬的三年期國債。

之所以說它尷尬，是因為一方面，這期代號為“327”的國債將會在95年6月到期，其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貼補率，可以讓持有者的每百元債券到期兌付132元；比起證券市場的起伏難定，這樣的回報率不可謂不穩定。另一方面，當時銀行的儲蓄利率就高達，加上當時的通貨膨脹率，又一下子將“327”國債擺在了不上不下的尷尬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