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但是他對我半點也沒有流露過。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說了也是白說。在他生前，大陸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並列，稱為“左後”。我覺得，喬木是冤枉的。他哪裡是那種有意害人的人呢？

我同喬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對他我有意迴避，絕少主動同他接近。這是我的生性使然，無法改變。他逝世後這一年多以來，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芻一樣，回味我們六十年交往的過程，頓生知己之感。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感到過的。現在我越來越覺得，喬木是瞭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卻加濃了我的懷念和悲哀。這就難說是好是壞了。

隨著自己的年齡的增長，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在人世間，後死者的處境是並不美妙的。年歲越大，先他而走的親友越多，懷念與悲思在他心中的積澱也就越來越厚，厚到令人難以承擔的程度。何況我又是一個感情常常超過需要的人，我心裡這一份負擔就顯得更重。喬木的死，無疑又在我心靈中增加了一份極為沉重的負擔。我有沒有辦法擺脫這一份負擔呢？我自己說不出。我悵望窗外皚皚的白雪，我想得很遠，很遠。

1993年11月28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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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陳寅恪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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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地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汙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六十五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Heinichluidum），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Waldnhumids）教授的教導和薰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系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