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來，安曼成了伊拉克與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為了保住這條生命線，伊航別出心裁地要求旅客親手將自己的行李搬上飛行貨倉，以免有炸彈混入，害得我又一通忙活。坐在身旁的加拿大電器工程師埃爾薩第，是回來整理他在科威特的財產的。聽到我要在巴格達呆上三個月，他猛地吹了一聲口哨，說1月15日以後巴格達就不存在了。在飛機上，我象其它旅客一樣得到一張白色的傳單：“根據革命指揮委員會第229號命令，在你抵達巴格達五天之內，必須到指定地點去做血液檢查。”

一下飛機，我和日本NHK記者櫓木丸吾和一名法新社記者就被帶到候機室一角填寫各種表格，並交了一張標準像。我們被告之，所有記者必須住進指定的拉希德飯店，每天費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連連點頭，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國人，我沒有那麼多美元，我的同事們還在等我。”一位西裝男子轉身去請示。日本記者趁機對我說：“我們被軟禁了（we　are　controlled）。”我朝他擠了一下右眼：“互相幫助（help　each　other　）。”

我終於獲准暫住分社。巴格達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使館的小客廳卻溫暖如春。大使老鄭是我北大東語系校友，他熱情地表示：“歡迎小字輩。”

呼吸著冰涼的夜風，我想起二次世界大戰一位日本海軍將領的詩句：“戰未畢，雨季之鬱悶天空，猶在頭上。”

四、並非天方夜譚

我怎麼也想不到真有不許拍照的城市。曾常駐巴格達的劉順、陸建鑫給我講張郇的傳真機被扣在薩達姆國際機場，他本人在街頭拍照被沒收相機的故事時，我曾將其歸結為“天方夜譚”。四年來，我徒步走過長城、在秦嶺抓過熊貓、上世界屋脊探過險、洪水、大火、地震……連轟動一時被警方嚴密警戒的“長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獨家都弄過的人，會有什麼“不可能”、“不好辦”的事。可與巴格達通了一次長途後，我傻了半天，駐巴格達的李大偉說：“幾年來，你在北京碰到的最大危險頂多一百八，而這裡至少三百六。”

飛到安曼，新華社駐約旦首席記者符衛建給我講了他在巴格達因為拍照，被安全人員抓住，器材被沒收的經歷，勸誡我在大戰爆發前夕，更不可魯莽行事。經與總社林老闆電話磋商，決定把我的寶貝傳真機暫存在約旦。我脖子上掛著快門輕得不能再輕的萊卡M4進了巴格達。

頭一天，巴格達分社李大偉就對我進行形勢教育。在這裡幹活得守規矩，否則極易出事。比如美聯的薩拉哈和路透的馬蒙就被吊銷了護照；七個月前絞死了拍攝巴格達“軍事設施”的英國記者巴佐夫特；還有一名不守規矩的蘇聯記者死於車禍；好搶獨家的義大利記者……，最後是李大偉自己，他因與英美記者過往較密被巴格達“提示過”。巴格達首席朱少華又插進來一個笑話，說是半年前他與李大偉商量每星期五早上五點起床去釣魚，可耽心早上起不來。待到星期五早上五點，客廳裡的電話響了，拿起聽筒，卻無人講話。以後接連幾個星期五的早上五點，電話鈴都響，李大偉稱之為帶耳朵的友誼的小鬧鐘，聽得我後脊樑直冒冷汗。老朱看我臉發青、眼發直，忙說不是絕對不可以拍，只要找個新聞官員陪著就行，新聞官員會指點你拍什麼、告訴你怎麼拍的。

聖誕之夜。我在拉希德飯店伊拉克新聞部的辦公桌旁拍穿黑袍的阿拉伯婦女在薩達姆畫像前歌舞昇平、購買聖誕禮物。我的陪同滿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擠到我旁邊，用低沉的英語命令我：“聽著，我不許你拍我的姐妹在那個人畫像下歡笑。”我莫名其妙，表示了歉意。回到分社，我請教老朱，他說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當晚所有教堂在晚九點都關閉了。

次日，我奉命到美國使館前拍“萬名婦女兒童抗議美帝。”幾個剛會走路的兒童身掛“要薩達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大紙牌蹣跚而行。一位緊靠在我左邊的白人記者邊拍邊問我是哪天來的，我倆肩並肩地跟著人群大喊口號“打倒布什。”事後才知道，這老兄竟是美聯社的多米尼克。

四年搶新聞的經驗再次印證了《培爾·金特》中的真理：“當狼群在外邊嗥叫時，最保險的是跟著一起嗥。”

順著薩東大街往回走，看著兩側空空如也的玻璃櫥窗，我膽子大將起來。我用右手捏著裝了35毫米廣角的萊卡，漫不經心往前走，估計差不多就按一下，從不敢把相機端到眼前。拐過兩條街，一個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還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