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Fluegel　weilt。政府已開始向民兵發槍，機場小賣部的售貨員得意地向記者炫耀屁股上的手槍。

計程車司機驚奇地問我為什麼還不離開，“因為這個城市和它的350萬人口將不復存在。”

與年輕人的激動相對映，老年人則出奇的平靜甚至悲觀。我們的房東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蘇爾有親戚，可多國部隊已將那裡列為攻擊目標，因為有化學武器基地。

醫院開始把藥品集中清點，裝箱隱蔽。巴格達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現了軍車，開往科威特方向的軍人，在這裡盡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給他們增加的每月五十第納爾。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臨時出租業務，奉命開赴前線。一位憲兵將幾臺名貴相機賤價拍賣給外國人。

一些政府部門很早就下了班，下午兩點半，伊拉克通訊社就有人下班，三點鐘辦公室已空空蕩蕩。我勉強發完了傳真，可由於伊通社財務室鎖了門而沒開成發票，這還算是幸運的。那天去伊拉克議會大廈採訪，進大廈搜身、按快門自不必說，轉身遇見美聯的多米尼克，聽人說他現在透過衛星傳照片，而我兜裡總共才有100美元。採訪結束跑出大廈廈回分社，衝卷、放照片、寫英文說明，再到伊拉克新聞部將打好的英文說明和傳真照片給主管官員審查。之後再到伊通社傳照片。例行公事的一套程式完畢，我已精疲力竭。可要了兩個多鐘頭就是通不了北京，眼看一天的心血又付諸東流，好不懊喪。

沙東大街的巴勒斯坦書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圖：科威特是它的一個省。街上飛跑的科威特汽車也換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慶祝廣場，四座按薩達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亞”之劍。裝備精良的共和國衛隊警衛著這座廣場，他們對即將爆發的戰爭充滿必勝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綠白相間的售票廳冷冷清清，因為外國人已幾乎走光。往日雲集於此的外國記者如鳥獸散。住在拉希德飯店的外國記者僅剩三四十人。他們正在討論去留問題，共同社只留下資深的中東首席記者近滕一人。美國之音記者據說已到開羅。瑞典電視臺的記者正倉皇離去，連我打招呼都顧不上回答。

我們在一商店遇見一位伊拉克畫家，他早年曾留學義大利，現在妻兒還在義大利。他自稱是最早在義大利獲獎的伊拉克留學生，現在薩達姆城還收藏著他的畫。他得意地將他用的中國鋼筆給我看，筆帽上畫了一匹徐悲鴻的奔馬，我抓過筆，隨手也畫了一匹馬，他很驚奇。李大偉逗他：“這種畫每個中國人都能畫。”說話間，匆匆撞入一位法國人，BACHELE＋BRUNO　，是《巴黎競賽畫報》（PARIS　MATCH　）的攝影師。我問他工作方便否，他說如果薩達姆先生和他有什麼關係的話。

中國使館僅留下以鄭達庸大使為首的五個人，其餘同志分數批撤出。留守人員在中國大使館頂樓上，畫了一面大五星紅旗。我和新華社巴格達首席記者老朱作留守人員處理“後事”。老朱用老虎鉗剪斷了三臺新電傳機的電纜，又剪斷了另外幾臺暫時不用的老電傳機的電纜線。我則將這幾臺電傳機、打孔機、英阿文打字機搬下樓，裝進一輛“考斯特”車。又將一些別的物品分放在“賓士”和“豐田”後背廂裡，老朱開“賓士”，我開“豐田”，運了兩趟。我的脊背疼極了，重東西幾乎全是我搬，首席管細軟。凌晨四點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機之類，半小時內完活兒。我又去叫醒房東，將防化服、食品等送給她，房東老太太問道：“You＇ll　leave　really？”（你們真的要走嗎？）說著嗚嗚哭了起來。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將撤走的同志送到機場。幾名修女正與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別，她們計劃飛往梵蒂岡。機場安檢沒收了英文記者李大偉的手錶，“因為懷疑是爆炸物。”李大偉指著我說：“這個戴眼鏡的大個是拉馬丹（伊拉克副總統）的朋友，他的武裝帶都是拉馬丹送的。”我就勢撩起上衣，露出地攤上買來的軍用腰帶。李大偉見士兵不信，忙著開啟手提行李，摸出一張拉馬丹敬軍禮的10寸傳真片。這張照片是1月9日國際穆斯林大會（International　popular　islamic　conference）開幕升國旗時，我鑽到拉馬丹前面用200毫米鏡頭釣的，彷彿是拉馬丹朝我敬軍禮。值勤士兵接過照片細細一看，傻了半天，轉過身來“啪”的一個立正。

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