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社的賓士230前幾天才找回來。偷車的槍斃了。可打碎的玻璃由於禁運全巴格達也配不上。據說這種1990型海豚賓士的玻璃只有歐洲才有。我們只好開豐田，可這輛破車在高速公路上一過80公里就哆嗦。車燈劈開雨霧，引擎蓋上蒸汽騰騰。老朱把油門踩到底，車輪在雨水中飛轉，水花四濺，雨夜中持槍站立的軍警一閃而過。老朱已經接連三天沒睡覺，此時仍睡非睡地問我：“剛才咱們關了煤氣沒有？”一邊問一邊大口大口地吸菸提神。我故意挪到車座右側，抓緊安全帶，生怕車子一個急轉彎，滑出積水的路基。

8點12分，我們駛入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老朱讓我先去佔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車。足足有二百多記者擠在這裡，在貴賓樓入口薩達姆像下的沙發上，橫七豎八地躺了十幾個攝影記者。諾大的一個大廳被香菸燻得霧氣騰騰，靠牆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壓壓一大片也是記者。老朱用阿語向伊拉克人打聽才知道，德奎利亞爾還沒有到。我們倆趁機緊靠在一起坐在牆旮旯，昏睡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條大漢正從我身上跨過去，我的頭又暈又重，使勁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來。人流正湧向門口，我抄起這把幫我站起來的椅子衝向門口。幾十個人在門廳擠成一團，攝像機、三腳架、鋁梯交叉在一起，罵聲連天。我用力將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連豎大拇指。軍警已封閉了出口，命令記者列隊進入臨時準備的另一個小會場，見聯合國秘書長一面。我扔下椅子向牆邊運動，緊貼著牆象壁虎一樣往前蹭，直到摸著橫在門口的鐵欄杆。我像那小膽子的白人記者一樣，俯首貼耳規規矩矩，表示服從命令。就在軍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電視記者時，我出其不意地邁起左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一行。儘管聽到背後士兵的怒罵和追趕我的皮鞋聲，我佯裝不知，緊貼著這幫貴賓往裡走。我知道這時沒人敢開槍，即使他是神槍手，也不會來抓我，我後背上大寫著“人民中國新華社”。何況身後還有上百名記者正等著出新聞哩。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後面好幾排，他的個頭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可惜我的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幾下膠捲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著照完的膠捲，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裡的新膠捲，可剛到面前，後面一衝，眼看著手中的膠捲順著前邊一位金髮女郎的脊背滑落在地。我用牙縫說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後，多米尼克問我怎麼樣，我說“絕了”。

午夜12點，睡眼朦朧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叫。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午夜1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看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將我的底片裝上傳真機，“AM120”，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老朱已經困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菸。萬般無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這張傳真照片被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於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後，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令共同社攝影記者捱了批，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

六、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90年11月27日。聯合國安理會。678號決議：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會准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離聯合國決議規定伊撤軍的期限還有一個星期，英、美、法各國駐巴格達使館都加強了戒備。美國使館圍牆上新加了蛇腹式鐵絲網，大門緊閉，聽任圍牆外口號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記者李大偉和我擠在一幫記者中立在美國使館門口，請求採訪美國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點，我們才獲准進入使館大門。

門房不許背相機進去，我奉命將器材交給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所有記者排隊魚貫而入透過安檢門。過道里，一名戴太陽鏡穿海魂衫的大鬍子操縱著六臺監視器。我們奉命在一樓簽證廳坐等。這裡新闢了三排長椅，兩名使館工作人員居高臨下警惕地注視著入座的十幾名記者。大廳左側是簽證交費處，中間用英文寫著“這裡不辦理經商、留學、旅遊簽證。”接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