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山東路、福州路轉角處,有一座名為“息樓”的三層樓房,是80餘年前《時報》主筆與教育界名流(多為中學校長)聚會的場所。由於同鄉陳景韓的介紹,史量才得以兼任《時報》主筆,併成了息樓的座上客。這些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在編務、教學之餘,在這裡議論國事,痛斥朝政,有時商討教育救國問題,爭論十分熱烈。
在上海的南陽路184號,那時還有一座三層樓的西式建築。這是張之洞的幕僚趙鳳昌建造的。它大廳中掛著張之洞所題的“惜陰堂”橫匾,因此人們就把這座建築稱為“惜陰堂”。在革命風雲籠罩下,清王朝搖搖欲墜。“惜陰堂”卻門庭若市,以君主立憲振首領張謇為核心的江浙兩省知名人士頻繁地在這裡聚會。他們為清廷出謀劃策,主張君主立憲,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反對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史量才於“惜陰堂”後期也來辦點事,主要是記錄講話,整理文稿,同時並與陳其美等同盟會人聯絡。當時的史量才滿懷教育救國的熱忱,不願參加同盟會;但對立憲派的那一套,他也不贊成,認為必須推翻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所以也一直未加入立憲派。
在武昌起義的鼓舞下,陳其美等人,擬借蠶桑女子學堂為據點攻打江南製造局。史量才慨然允諾。後因情況變化,預定計劃未能實現,但也足以說明史對革命的支援和同情。
1911年11月,江、浙、滬等十幾個省市先後光復獨立;張謇趁機建議江、浙、滬三地都督發起召開各省聯合會議,共商國是,組織中央政府。史量才曾奉命為之奔走,在滬杭、滬蘇之間多次進行聯絡。
上海光復後,史量才又受陳其美的委派,一度主持清理上海海關並任松江鹽務局主任。為了替陳其美籌備款項,史量才風塵僕僕,往來於滬松之間。他辦事精幹,思想敏捷,深得陳的信任。但幾年來的政治生活,使他對宦海望而卻步。他的妻子又力勸他退出政界。好友黃炎培也要他離開上海,暫去蘇州,相機行事。史量才此時已稍有積蓄,幾經考慮,就以妻子病重,蠶桑學堂須全力維持為由,向陳其美提出辭職。此後,史量才轉為較多地與張謇、趙鳳昌等立憲派接觸。這一歷史淵源,導致後來史量才接辦《申報》,走上了興辦新聞事業的道路。
二
1912年9月23日,發生了一件在《申報》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張謇、應德閎、趙鳳昌、史量才、陳景韓等五人,以12萬元的代價,向席子眉、席子佩兄弟購進《申報》,這天買賣雙方的“合約”正式簽字。10月20日,正式辦了移交。史量才任《申報》總經理,陳景韓任總主筆。從此,《申報》這家由英商美查創刊於1872年的近代報紙,才真正擺脫了外國人的掌握,成為中國人自己經營的一張報紙,基本上代表著江浙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
張謇、應德宏、趙鳳昌都是當時政治舞臺上頗有影響的人物。因為史量才兼任過《時報》主筆,在“惜陰堂”活動中為張謇等所賞識,所以得以加入;陳景韓任總主筆,亦以文筆犀利聞名。接辦《申報》,實際上是張、應、趙三人出資,史、陳二人出力。
當然,史量才就任《申報》總經理,從他本人來說,也是避離官場、繼續實現其“開啟民智”意願的一種選擇。正如黃炎培後來在《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一文中所說;“先生獨著眼社會事業,以為一國之興,文化實其基礎;而策進文化以新聞為先鋒。”
第二章 報業鉅子史量才遇刺案(3)
1915年冬,正當史量才苦心經營《申報》的時候,《申報》的前股東、當時仍留任為《申報》經理的席子佩,突然向公共租界會審公署控告史量才等不能如約按期還款。租界當局袒護席子佩,《申報》的競爭對手、《新聞報》總經理汪漢溪又從中插手,史量才等敗訴,《申報》被迫分期賠償24。5萬兩銀子。這時,張謇、應德閎、趙鳳昌也無意辦報,要求退出股份。面臨著這雙重的困難,史量才還是咬緊牙關,四出籌劃,冀圖使接辦不久的《申報》得以繼續生存、發展。他爭取到舊友,上海紗廠的鉅子徐靜仁的支援,由徐出面擔保賠償席子佩的鉅款,總算度過了這個難關。此後,《申報》也就為史量才個人所有。
在軍閥混戰的年代,史量才經營《申報》費盡心血。一方面,他使《申報》以“民間報紙”的姿態出現,不捲入黨派之爭。他曾自述辦報“純以社會服務為職志,不挾任何主義,亦無任何政治背景”,“報紙是民眾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人民說些話,才站得住腳”。另一方面,它盡力與對手《新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