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我在日本聽日本人講，在美國的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倉庫裡發現的兩個木頭箱子，很像是中國的胡承志裝的那兩個箱子。希望你們資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經７７歲了，在世的時間不會太長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找到這“北京人”化石，歸還我的國家。

裴文中的這封信發出不久，便收到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覆信，同意資助他去尋找“北京人”。裴文中看完信後，非常高興，急急忙忙地便開始準備起來。但研究所的領導和家裡人考慮到裴文中已是一位年近８０歲的老人了，再加上身體又不是太好，若是出門尋找的話，行動肯定多有不便，若是萬一有個閃失，誰也擔當不起，於是都不同意他去。

當他的夫人把這個意見對他講了後，他卻有些生氣地說：“那也不一定是我去呀！但國家起碼應該重視這件事情！”

由於生命的衰老而使他無法了卻心頭這樁最大的心願，他的情緒多少受到一些影響，漸漸開始低落起來。他常常在家一邊踱步，一邊嘆息，整日不肯多說一句話，腦子裡好像總在琢磨著什麼事情。家裡人問他有什麼心事，他只搖搖頭，嘆嘆氣，什麼也不說。

有一天，他把自己關在屋裡，然後靜靜地坐下來寫一封信。信寫好後，他並未急於發出去，而是反覆修改了好幾次，等改到他認為比較滿意了，才鄭重其事地用毛筆把信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然後再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寫上六個大字：胡耀邦同志收。

他在這封信中首先簡略地介紹了“北京人”從發現到丟失的經過，然後直截了當地談了自己想幹成這件事的意見，希望胡耀邦同志能指示政府有關部門協助促成到美國尋找“北京人”化石一事。

如果這封信當時能順利地發出去，並能順利地到達胡耀邦同志的手上，那麼依據胡耀邦同志的性格和為人，中國派人到美國去尋找“北京人”一事，很可能會成為事實。何況，胡耀邦對裴文中是熟悉的：１９７５年胡耀邦到研究所時，就親自看望過裴文中；就在前不久，在政協禮堂召開茶話會時，胡耀邦還特意到裴文中的座位前表示過親切的慰問。

遺憾的是，歷史又一次開了個小小的玩笑，使裴文中的這一計劃再一次落空。落空的原因，既不是來自單位領導的反對，也不是來自社會的直接壓力，而是來自家庭的過於謹慎。

他的夫人說：“這封信我看不用發了。就是發出去了，也不會有人管的，起不了什麼作用。”他的兒子裴申也說：“這件事你跟胡耀邦說什麼？胡耀邦同志那麼忙，怎麼有時間來管你這件事？你要是把信發去了，不是給人家中央領導添麻煩嗎？我看這信就別發了吧！”

面對夫人和兒子懇切的勸阻，裴文中長嘆一聲，無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發上，而後緊緊地閉上眼睛。

就這樣，由於家人的反對，這封本該及時發出的信最終還是被裴文中壓在了自己的枕頭底下，一直陪伴著他熬過生命的最後一程。

第一位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裴文中大師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然而人們對“北京人”的尋找，卻並未因此中斷。

１９９６年初的一個夜晚，在日本東京的某醫院裡，一位日本老兵氣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自己將要離開人世，便急召親朋密友前來身邊，對有關後事一一作了安排。而後，他示意身邊人員全部避去，只留下了專程趕來看望他的日本劇作家久三枝先生。

當晚，這位日本老兵與久三枝先生進行了一夜密談。就在這次密談中，老兵向久三枝透露了一個隱藏在心裡幾十年的重大秘密：

１９４１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中國北平，他作為日軍７３１部隊的一名大尉軍醫，奉命來到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室進行有關細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來北平不久，日軍情報部門查獲了已落入美國駐北平海軍陸戰隊兵營中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並再度押送到協和醫學院秘密儲存並研究。於是，他被指定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體負責人。

１９４５年日本戰敗後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讓其迅速轉移“北京人”的命令。由於事發突然，時局緊張，“北京人”已很難安全運送出境。鑑於日軍大勢已去，並面臨行將變成戰俘的危險，焦急、恐懼而又萬般無奈的他，趁外部一片混亂之機，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將藏匿於協和醫學院地下室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以及孫中山的內臟等珍貴標本，匆匆裝箱後偷運出去，並在夜幕的掩護下，將這些東西輾轉運到距協和醫學院東約２公里的一個有很多古樹的地方，然後挖坑埋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