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這位年近七旬的美國老人站在那兒，反覆地看著手中的照片，留戀地望著四周，似有頗多感慨，卻又無從說起。很久很久，他才轉過身來，以沉痛而又遺憾的心情對黃維龍等陪同說道：“‘北京人’化石沒在這裡找到，看來美國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這一線索並不準確，我本人為此甚感遺憾。但是，我還是有些不死心，也許‘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這個操場下面的某個角落裡而一直未被發現。如果還有機會的話，我一定爭取再來一次天津，到時我想法把美國最先進的探測儀器帶來，和中國的朋友們一道對這個操場的地下作一全面探查，徹底弄個水落石出，也許我會重新找到新的線索！”

說罷，夏皮羅轉過身去。就在他轉身的一瞬間，女兒發現，父親的眼裡滿含著淚水。

夏皮羅離開天津回到北京後，又對相關的人士和相關的地方作了一番尋訪，依然沒有結果。最後，他特意去了一趟周口店。那天，他站在周口店當年裴文中發掘第一個頭蓋骨的地方，深有感慨地對中國同行們說道：“人類的歷史真是有趣極了，半個多世紀前‘北京人’好不容易在這兒被尋找到了，沒想到一場罪惡的戰爭又給搞得下落不明。也許，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沒完沒了的尋找史。等著吧，只要有機會，我一定還會來中國尋找的！”

可惜的是，帶著一腔遺憾回到美國的夏皮羅，直至１９８９年離開這個世界，再也沒有機會踏上中國的領土。

飲憾而去的，不單單是美國的夏皮羅，還有中國的史前考古大師、“北京人”頭蓋骨的第一個發現者裴文中。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８日，裴文中靜靜地躺在了北京海軍醫院的一張病床上。

這是大師生命的最後時刻。

在這生命的最後時刻裡，大師似乎什麼也不牽掛，惟一牽掛的，便是“北京人”。

“文革”中，由於裴文中已是年過花甲之人了，生活上的突變，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肉體上的迫害，使得本來身體強壯的老人變得極度虛弱。可在１９７０年，尚未得到解放的他竟然拖著病軀，跋山涉水，赴往鄂西考察巨猿。

粉碎“四人幫”後，裴文中迎來了又一個科學的春天。剛一獲得解放，他便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憂愁煩惱、恩怨是非統統忘於腦後，而抓緊生命中最後不多的時間，積極投身於對古人類文明的尋找與探索之中。１９７８年，他與青年人一起前往河北省陽原縣的泥河灣參加挖掘工作。在那裡，他說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話：要把７５歲當作５７歲來過。這話，後來成了好多老科學家的座右銘。

１９７９年，裴文中出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這時的他雖已年邁，卻仍不改年輕時的習慣，星期天也常去館裡轉悠，或替觀眾“排憂解難”，或與有關人員一起制定博物館的發展規劃，幫助解決具體疑難問題。這年，適逢“北京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５０週年。從１２月７日至１２日，中國科學院舉行了為期一週的學術討論會，又一次隆重紀念他在５０年前的這一震驚中外的偉大發現。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任尹贊勳分別在這次會議的開幕和閉幕式上致詞。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還親臨會場並講了話。已是老態龍鍾、白髮蒼蒼的裴文中，也在開幕式上講了話，並發表了他和學生張森水一起剛剛完成的關於“北京人”石器再研究的重要論文。

由於裴文中是中國古人類學的主要創始人，並開創和推動了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和第四紀哺乳動物學。因而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尊敬和推崇。１９７９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的史前學和原史學協會推選他為榮譽常務理事。之後，他又被當選為國際第四紀聯合會榮譽委員。這是他繼１９５７年被授予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榮譽會員後，為自己和自己的祖國贏得的又一崇高的榮譽。

可是，隨著年歲的增大和工作的繁忙，裴文中的身體日漸衰弱下來。

１９８０年２月，他因腳趾頭突然疼痛，住進了阜外醫院。經醫生檢查，他患了下肢血栓。這是一種較危險的病，可他並不在意，經中藥治療了兩個月，便出院了。

出院不久，他由學生陪著，便去了內蒙古考察。

１９８０年９月，即剛從內蒙古回來不久，他又東渡日本講學。

就在這次日本講學期間，百忙之中的他還對“北京人”的下落情況進行了尋訪，並聽說了一點有關“北京人”的線索。從日本回國後，他便給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寫了一封信，請他們資助他尋找“北京人”化石。這封信的大意是：１９８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