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在全國範圍內的分配，還停留在宏觀經濟的層面上，應該在微觀經濟上的層面上實現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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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憑什麼把全世界所有問題歸咎於中國？

中國近年來在國際上的崛起，在美國和歐洲激起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反應，並且可能是畸形的反應。2005年1月之後，紡織品配額被提高了。我們要特別注意從那時起，被媒體輪番轟炸的西方政界在譴責中國的企圖上讓步了——當時中國被指責要對所有的不足、戰略錯誤、其自身經濟體系以及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負責。全世界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中國，從對碳氫燃料資源掠奪性的威脅到對關稅的操縱，還有非洲大象的消失……新一輪的攻勢發生在臨近北京奧運會的時候，主要是在西方政界和媒體（不是公眾輿論）內部出現了一種歇斯底里的反華論調。記者對獨家新聞的需求，金錢對媒體的誘惑（妖魔化中國能增加報紙銷量），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操縱，政府官員試圖轉移輿論對日常問題和經濟蕭條的注意力，大多數記者的極端無知，大部分非政府組織的過於天真以及某些隱秘力量的共同策劃，所有這些因素都對這波攻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中國對世界影響力的增大給如今這些有關“*”的言論提供了發揮空間，由於缺少可觀的資訊，面對占主導地位的強烈的反華意識形態，公眾無法對這些言論的合理性作出自己的判斷。

某些政治人物的一家之言和有些作家的作品散發著一種歷史的氣息，而人們認為這段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就被載入史冊了。雖然那些被使用的字眼明顯是為了反映21世紀初的現實情況，但在那些諷刺的詞語背後（“過分增長”，“吃人肉的擴張”菲利普·科恩——呂克·理夏爾著：《中國會成為我們的噩夢嗎？》，2005年版，第141頁。，“靠員工或工人平均500元的工資，的確可以生存下去，但不能享受一個勾引人慾望的新型消費社會帶來的好處”菲利普·馬斯奈著：《瘋狂的中國》，1997年版。），人們幾乎忘記了西方社會中被遺棄的那些人——沒有固定住所或最低工資保障——只是傲慢地看著中國人，他們被“追逐金錢的競賽中普遍的瘋狂”所震撼，認為這種瘋狂將他們引向了一個奇特的場景：“大商場變成了‘老百姓’最喜愛的散步場所。有時只是個小櫃檯。經常會有驚人的買賣，與老主顧的收入無關菲利普·馬斯奈著：《瘋狂的中國》，1997年版，第14頁。。所有與西方“民眾”日常生活相似的行為都被認為是一種明顯的低俗信仰。

三、19世紀西方就開始流行“黃禍論”（1）

阿蘭·佩雷菲特在他的那個時代把拿破崙·波拿巴那句真實的廣受爭議的名言（事實上是作者阿蘭·佩雷菲特本人捏造的），當成了極具衝擊力的標題，從而成就了他在出版業上的成功：“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會為之震撼”。如今這句話在歐洲被重新稱作adnauseam拉丁語，發自內心的憎惡，譯者注。旨在揭示中國帶來的威脅。今後在這句話的基礎上還要加上“黃禍”這個被反覆談論的詞語，19世紀末以來這個詞在擁有亞洲殖民地的國家中被廣泛使用，尤其是在德國，第一次出現了gelbe　Gefahr　這個說法，用來指die　Bedrohung　der　weissen　durch　die　gelbe　Rasse　（黃種人給白種人帶來的威脅）威斯巴登著：《布洛克豪斯百科全書》，1969年版。。“黃禍”這個詞在當時經常與一些帶有濃厚種族主義色彩的說法聯絡在一起，它們包含了一些用來形容昆蟲的隱喻，因為其人口密度已經使那些東亞大國不堪重負。今天，這些說法很難直接被人接受，但在用所謂玩笑的口氣描述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她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時“中國象徵新的黃禍嗎？”，Alternatives　，2005年10月26日；“黃禍？”，　Plus　Loin，2005年7月3日；“奧林匹克精神vs霸權的確認　：　姍姍來遲的黃禍？　”，2004年9月14日；“中國：新的黃禍？”，　Le　Devoir，2005年10月19日。，我們越來越頻繁地發現了它們的身影。實際上，這些都是關於中國的文化主義的觀點，是由對中國政治和歷史的不瞭解，基於意識形態的思考和最終的判斷混合而成的。流行的口頭禪是經久不衰的，併為有關中國的驚人發展的爭論提供了原料：中國人發現自己被賦予了一些與生俱來的優點和缺點，這使他們成了“特別的”民族。他們靈巧，順從，善於仿製別人發明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