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診察了一會兒，和他說：

“你這病不要緊，只要多多運動身體，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極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動走動，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飯，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頭聽著，倒也很好。我陪著羅大夫出來，說了一些閒話。又談到病人身上來。我問這病究竟如何。羅說：“最要緊的是多活動，但怕他不願意常常出去走動。最好要他做柔軟體操，每天要他做幾次。”

說著就站起來給我做柔軟操看。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要求羅大夫當面教給病人。於是又到病人房裡，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麼勸也不肯出來，好容易才勉強把他拉出來，扭著脖子，非常生氣的樣子。羅大夫和他說：

“你不能生氣，若是生氣，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給你做柔軟操，你每天多做幾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說，一面比著姿勢給他看。不料就在這時，病人不知從哪裡掏出一支手槍，說時遲，那時快，他手指發動機關，啪的一聲，就把羅大夫打倒。我連忙去抓他，對我又是一槍，把我左手打傷，肩亦中一彈，幾個傳事兵一擁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繩子捆起來。

一邊連忙看羅大夫，一彈正中他的左腮，從右邊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請了羅太太來，只因傷勢過重，抬回醫院，當天午後，就謝世了。我的傷勢幸而很輕，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星期始愈。

這事發生後，一般人都認為必起重大交涉，加以種種揣測。但最令人敬佩的，是羅太太於無限哀痛之餘，仍每天給那瘋子看病，一直診察了三四個星期，從不間斷。她說她要繼承她丈夫未完之事，一定把他的病治好才肯罷休，治病就是醫生終生的事業，她對人家說：“無論從哪一點看，那瘋子不是故意殺人的。”

不久，美國駐長沙的領事，也來信調查真相，主張追究，要求賠款。羅太太約集當地牧師，開了一個會議，關於美領事的辦法竭力反對。她說他們到中國來服務，本來就認定犧牲一切的。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職，談不上要求賠償的話。若真是這麼辦，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

我當時著手料理。先把瘋子送往北京，然後找羅太太商議撫卹的事，她仍以捨己濟人的基督教義，堅決拒絕我的提議。但我無論如何心裡不能安，他們的孩子還在美國上學，贍養教育之資，我總得盡些力。於是籌措了八千元，交請羅太太作為孩子的教育費。羅太太不受，我只得把錢直接寄到美國，託我一位朋友，交給羅公子。不想過了幾個月，羅公子又把錢寄回，並附有一信。說：“父親為職犧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願。對於幫助學費的好意，只有心領謝謝。因為我已發過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給自己讀書，決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務請你允許成就我這個志願。將來我學有成就，仍來中國服務，以繼我父親的遺志。”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10）

我讀著這封信，敬佩得幾乎下淚。那時他在學校讀書，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籌學費的。

這筆款子，羅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堅持不受，我心裡老吊著一塊沉重的石頭，總想不起適當的辦法來表示我對於這位慘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屬的歉意。後來我用那錢建造了一座行營禮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紀念羅大夫不朽的精神。

羅太太后來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辦的醫院中為護士長，我曾屢次去看她，時年已七十多歲，身體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與羅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見面，說他的兄弟已經畢業，不久就要到中國來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羅大夫墓上致祭，並且建立一塊墓石，將這一段故事記載於上，以垂永久。讀者看了這一段書，我想應當沒有不嘆息感動的。我以為像羅太太和她公子的這種博愛為懷，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羅太太在她丈夫慘死之後的極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擊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這種高度理智與高度道德的涵養，絕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們中國，我還不能想象著有這樣的婦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會的指摘，以為違反禮教與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藉著做工服役苦讀，而把我匯給他的錢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進，不受人助，這種志氣和精神，在中國少年中，也是不多見的。我覺得這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這個關係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之處太深太大。我們必當從敬佩羨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這一段書就不算白寫的了。

在這裡，我要追述一點關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