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正義的強烈興趣和社會責任感與我對接近人們和人類團體抱有明顯的成見發生了矛盾。我向來是一匹拉單套輕車的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獻身給自己的地區、國家、朋友、親人和家庭。所有這些關係引起我對孤獨的嚮往，而且對擺脫這些關係與外界隔絕的意向與年俱增。我尖銳地感覺到缺少理解和同情，這是由於孤獨造成的。但同時我也感覺到和未來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一個具有這樣性格的人會部分地喪失冷漠和同情心。但是，這個損失是不以種種意見、習慣和閒話所左右，也不為把自己的內心平衡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礎之上的誘惑所左右作為補償的。”

一個孤獨的和嚮往孤獨的觀察者也是社會正義的狂熱捍衛者。在同人們交往時思想開朗、誠摯爽快，同時又急不可待地渴求人們（無論是偶遇的交談者、朋友、家人）回到自己的內心世界中去。愛因斯坦的形象顯得非常矛盾。可是就在這些矛盾中，你總可猜測出一種深刻的和諧。

首先，把“觀察者”一詞用在愛因斯坦身上要有重大保留。這個詞可能更接近於“純粹描述”的維護者，儘管不完全相同，事實上，每個學者都不是停留在現象論的立場上。愛因斯坦是一個“嚴格實驗”的大師，他對自然界施行窮根究底的盤詰，強調科學概念的能動性，他不是通常意義的觀察者。不是克服直觀的“顯然性”，不是深入到只有藉助於積極的實驗才能加以判斷的諸過程的世界中，還算什麼相對論呵！對愛因斯坦來說，認識過程——這就是干預自然界的過程。它同用人們生活的理性和科學的方法進行的改造是不可分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會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觀的理性、秩序性、規律性、因果制約性的結果。從對宇宙和諧的強烈追求中生長出一種“對社會正義的強烈興趣和社會責任感”。但是，日常交往和對人們的日常幫助很少使這種興趣和這種感情得到滿足。還在20年代，愛因斯坦本人就說過而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看出他對孤獨的嚮往已經同愛因斯坦的巨大的社會積極性結合在一起了。

科學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交錯結合，對科學的新的社會功能的廣泛理解或者即便是感覺，在科學界還是屬於未來的事，其實是不太遙遠的未來。也就是在這些問題上，就像在物理學本身的問題上一樣，愛因斯坦在20年代和30年代同數百個物理學家打過交道，這些物理學家在本世紀中葉比這大得多的程度上對早在20年代使愛因斯坦感興趣的問題感興趣。

愛因斯坦一生中的普林斯頓時期有一個特點，就是明顯地縮小同“親者”的直接聯絡，並同樣明顯地擴大同“遠者”（遠離愛因斯坦職業興趣的環境）的聯絡。在30、40和50年代，愛因斯坦對佔壓倒多數的物理學家感興趣的問題置身事外。他在搞極其複雜的數學理論，然而它們是服從於一個在普遍性和困難性方面碩大無比的任務。愛因斯坦致力於建立統一場論，在這種理論中根據統一的規律得出粒子的所有的相互作用以及粒子自身的存在。這一想法的實現得不到物理學家們的贊同，外行人又一竅不通，並且整個說來連愛因斯坦本人也不滿意。但這一想法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在彼此更替的具體的解題方案十分複雜的情況下，始終存在一個普遍公式：世界是統一的，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服從於存在的統一規律。愛因斯坦的這一公式是同範圍碩大無比的物理和數學理論概括聯絡在一起的。但這並不妨礙廣大公眾猜測這個想法之偉大。

愛因斯坦對這個非常廣大的聽眾的感情越來越強烈了，這些聽眾不理會細節和專門問題，但追求宇宙和諧的思想。

相反，愛因斯坦的直接意義上的“親者”卻越來越少了，在這方面，愛因斯坦感到自己非常孤獨。

到普林斯頓後不久，艾爾莎的大女兒伊麗莎在巴黎去世。自從大女兒死後，艾爾莎一下子變得老態龍鍾，她撇不下女兒的骨灰，把它帶回了普林斯頓。瑪戈爾陪著她。不久，艾爾莎的雙目出現了病態。

這是心腎嚴重疾患的症狀，艾爾莎臥床不起了。瑪戈爾曾離家幾天去了一趟紐約，回來後發現自己的母親完全變樣了。愛因斯坦非常沮喪，本來蒼白的臉色更加蒼白，眼神充滿無限哀傷，他對瑪戈爾說：“你離家這幾天，她差一點就放下武器，離我們去了。”

艾爾莎的病情越來越壞，愛因斯坦整日陪著她。艾爾莎對此倒感到欣慰。她對友人說：“我從來都沒有想到我對於他這樣珍貴，現在我為此感到快樂。”

愛因斯坦在離蒙特利爾不遠的湖濱租了一幢美麗的舊房屋度過夏天，他又開始揚帆遊弋了。艾爾莎在美麗的加拿大森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