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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愛因斯坦的社會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從以前抽象的人道主義範疇裡的良心、正義轉變為切實具體的社會責任感。1947年5月，他為“美國紀念碑建造工會”擬的大戰中犧牲的烈士紀念碑的題詞，雖未被採用，但清楚反映出這一變化：“我們忍受痛苦而死，為的是使你們能夠自由，使和平和正義能夠勝利。你們，活著的人們，千萬不要忘記由於我們的犧牲而加給你們的責任。”

在剩下的歲月裡，愛因斯坦從未忘記過這一份沉重的責任。

九　普林斯頓（二）

★　小城中的偉人

1933年10月7日，愛因斯坦從英國登上一艘去美國的輪船，同行的有妻子艾爾莎、助手邁耶爾博士和秘書艾倫·杜卡斯。

愛因斯坦自己也沒想到，他這是在與歐洲永別。朗之萬預言家般地說了一句後來果被驗證的話：“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岡從羅馬搬到新大陸一樣。當代物理學之父遷到了美國，現在美國成為世界物理學的中心了。”

古老的歐洲，在法西斯主義的陰影中，黯然失色了。羅斯福的“新政”，為美國帶來了希望，也成為歐洲反法西斯的大後方。去美國，對愛因斯來說，已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了。愛因斯坦從1921年第一次訪問美國起，對美國的印象就是複雜的。美國社會的物慾橫流、追求享樂、犯罪率高、追求時髦、標新立異，他都感到不快，但他同時也發現美國社會比起古老的歐洲，有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活力。他初到美國，受到公眾的崇拜，愛因斯坦曾大惑不解：“在這個被大家斥責為物慾主義的時代，居然還把那些一生目標完全放在知識和道德領域中的人看作是英雄，這該是一個可喜可賀的跡象。”

美國最讓愛因斯坦感興趣的是：“我對美國科學研究機構的成就感到十分欽佩。要是我們企圖把美國科學研究工作日益增長的優勢完全歸功於充足的經費，那是不公正的；專心致志，堅韌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學成就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同時，“富裕階層的社會意識比在歐洲的要發達得多。有錢的人認為把他的財產的很大部分，而且常常連同他自己精力的很大部分，交給社會去支配，是自己理所當然不可推卸的責任；那個威力無限的社會輿論也迫切要他這樣做。”

愛因斯坦所要去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1930年，兩個美國擁有億萬資產的兄妹，請來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和學校改革家弗萊克斯納，請他幫助建立一個新的科學研究所。弗萊克斯納發現，實用型的研究所在美國已經夠多了，於是建議創辦一個新型的高階研究機構，聘請各個學科的第一流學者。沒有計劃，沒有任務，研究什麼，怎樣研究，一切聽任學者們自己的想法，研究所只負責向各位學者提供足夠的經費。弗萊克斯納把這個機構定名為高等研究院，他就是實際的組織者。

弗萊克斯納想，既然擁有足夠的經費，就應讓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學家們擺脫教學、行政、日常生活瑣事的操勞，他們應當研究最高階和最普遍的問題。如能招聘到一流的學者，就不愁沒有更多的年輕的傑出學者們慕名而來。在聘任通知中，弗萊克斯納反覆強調來研究院的學者享有完全的獨立性，研究院是“一個自由港，學者們在這裡可以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實驗室，而無一日三餐之憂。”

1932年1月，有人建議弗萊克斯納去加里福尼亞的帕薩迪納，愛因斯坦正在那兒講學。弗萊克斯納有些猶豫：這可是當今物理學界的泰斗，自己能請得動嗎？但如果請來了愛因斯坦，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聲名不就立刻傳出去了嗎？

費萊克斯納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去了帕薩迪納，他詳細向愛因斯坦談了研究院的宗旨及計劃。愛因斯坦聽了很感興趣，但表示每年可能還得在柏林呆一段時間。

不久之後，弗萊克斯納又到牛津大學與愛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