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吳留下一個忠臣的名聲外，對於駐守山海關的十幾萬遼東將士將會是一個災難，對抗清與剿李的大局毫無作用。

吳是行伍出身，他基本不會考慮這條路，假如換成袁崇煥或史可法，也許就會以一種書呆子氣甘心做崇禎的殉葬品，吳決不會做如此選擇。那麼剩下來吳就只有兩條路可走，降李或降清，這對吳三桂而言無疑是一個難題。一邊是異族鞋子，一邊是亂臣賊子，這種兩難無疑使他無論選擇那一邊都註定要留下千古罵名，當然他不是聖人，無法預料他以後北年的歷史，只能在兩者之中擇其善者而從之，這是很難判斷的。李自成進北京之後的所作所為，使吳三桂看到了降李之後的某種下場，北京城明朝遺臣的遭遇無疑使他產生了恐懼心理，當一個人無法判定好壞時，個人的利益也就成了唯一的價值取向，這應是吳最終選擇降清的理由。所謂衝冠一怒為紅顏，只不過是文人附會的書生之見。

實際上吳三桂的選擇是對的，拋開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冷靜地看，從吳自身的命運來說，降李後的結局幾乎是註定的，忠誠如李巖尚不能倖免，何況是一個亡明的降將？而從國家的命運來說，李自成真成了正統，不過是繼承了明王朝的衣缽，繼續抱殘守缺，難免不腐化墮落，這在當時是無法和充滿活力和野性的滿族抗衡的，最多不過推遲清軍入關的時間表而已，假如李政權果真抗拒了滿清，則更是中華的一大悲哀，要知道今天的中國超過一半以上是滿清掙來的。

吳三桂的結局是一個悲劇，他最大的不幸是身為漢人，這是最不可饒恕的。但他無法決定自己的出身，他只能在當時做出他所理解的最好的選擇，從他手下將士的反應來看，並未出現大規模的逃亡和反抗，也可以證明他的決定的合理性。石達開則是另一型別的悲劇人物，他是決定太平天國興衰的關鍵人物。天京事變時石達開是擁兵二十萬的棟樑式人物。洪秀全和楊秀清的恩怨本來不關他的事，但在韋昌輝殺了楊秀清後，洪秀全感到了韋對他的嚴重威脅，於是派人招他進天京以清君側，不料進京後韋反制住他，石達開在感到生命受到嚴重威脅後在一天半夜越牆而去，石達開進天京本是為了平息事端，韋昌揮的做法不能不使他連帶對洪秀全也產生了疑慮。

應該說作為最初起事的夥伴，他對洪秀全之流是相當瞭解的，殺楊秀清也在某種程度上讓他看到了未來的下場，險些命喪天京更讓他進一步堅定了這一想法。後來洪秀全很輕易地解決了韋昌輝，說明韋的力量並不大，洪秀全借刀殺人的嘴臉也就暴露無遺。此時的石達開由於戰局的不利，更由於天京事變的影響，恐怕已對太平天國這一政權完全失望，並且已失去洪的信任，作出決定已是迫在眉睫。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洪既然有了殺石之心，他留下來就過不了這一關。此時的石達開面臨和吳三桂同樣的選擇，他也無外三條路。一是降清，二是留下，三是自立門護。

這對石而言同樣是難以決策。但顯然他不會留下，可能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他選擇了出走。石達開的出走客觀上宣告了太平天國的失敗，他帶走了最精銳的二十萬大軍，但這決不是天朝失敗的決定因素，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現在看來他的出走並非最佳選擇，降清可能是最好的。如果他不出走，天朝還可支援幾年，這將對社會造成更大的破壞，太平天國十幾年，最後滅亡時江南一帶幾成廢墟，六朝古都毀於一旦，石如果降清，將大大縮短這一程序，減少無數的災難。吳三桂與石達開的悲劇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在歷史課本上，選擇理智的人遠沒有選擇感情的人吃得開，歷史是有階段性的，除了一些主動投懷送抱，以求苟且偷生的懦夫，我們還是少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好。

再談善惡與吳三桂善的標準之一是真，假如是假的東西，那無論他有多麼崇高或多麼看上去真實，那他必然是醜的，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中國的歷史，現實到目前為止我看還是虛假的東西居多，既便是對醜惡的東西也不敢暴露他真實的一面，對於公認的所謂善的東西，就更加諱莫如深，一定要使它變成喜之善者，惡之惡者，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我看有很多觀點還是受中國的傳統文化影響太大，所謂善者自善，惡者自惡，這是中國傳統的整吝劃一律，這樣的傳統是否就是喜，其本身也是值得懷疑。

正因為要檳棄一些形而上學的影響，才有善惡要有一定的轉化和與時代掛鉤的說法，這個時代有多長，沒有一定的Ｆ糊。很多事是要靠一定的需要和固有想法來確定的，這就難免會帶上一些功利和神聖的色彩，這樣一來，善惡自明，也就用不著再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