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至明庭總兵官、平西伯。若明庭得以延壽，他的升官圖仍未有窮期。更為重要的是，從十幾歲至此他一直處在與滿清毫不妥協的交戰之中，可以說他身上並無顯著的漢奸因子。鑑此，有必要探討他終究成了大漢奸的原因。

面對事實進行探究，應該承認客觀因素是促成吳三桂蛻變為漢奸的重要原因。這客觀因素就是李自成入京後所採取的一系列錯誤作法。

基於農民起義軍對地主豪紳階級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順軍許多將士對明庭降臣進行拷掠追贓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李自成並不具備一個封建改朝換代者的眼光和胸襟。古代的農民起義並非近代、現代的民主草命。它只能是以一個新興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順要能站穩腳跟就必須與故明官僚合作。而且這些故明官僚已拋棄朱明政權張開雙臂準備與大順朝合作了。如禮科給事中惠世揚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說：“天生老臣，以遺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對箇中奧秘欠缺洞悉。任由大順將士去拷掠故明官員，甚至騷擾百姓，於是李自成大失京師民心。許多故明官員降後復萌叛志，有的則化裝潛逃。

從整體上來看，大順的作法是丟棄了於自身政權的穩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從區域性上來看，是逼反了吳三桂。這既是促使吳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順朝由盛至衰最終覆滅的關鍵。對於那十幾天——歷史長河中短短的一瞬間——裡的情況各種史籍中有著略有出入的記載。在劇烈的變動面前，吳三桂情緒激動舉止失措。有記載說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還沒有完全公開之時，又陸續得到父親被關押拷掠和愛姬被霸佔的訊息。有說是，他還勉強能接受父親的遭難，卻決不能接受愛姬的受辱。他明白自己是處在滿清和李自成兩大勢力的夾縫之中。無論是出於父親滯留京城的考量，還是從他與滿清拼殺了十幾年的仇恨來看，他歸降大順才是順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歲血氣方剛的青年武將在斬了李自成的使節並口出“李賊自送頭來”的狂言後，就自斷了這條應該走，並且本來已打算走的路。可是儘管如此他對降清仍有顧慮，以至在獲悉李自成起兵後曾想自戕以了斷一切。然而當他面對現實後，只得走出向滿清微兵的招數。而這一微就把滿清的都城從瀋陽搬到北京，吳三桂沒有後悔藥可吃。設想，如果大順朝能籠絡包括吳三桂在內的故明官僚，局勢有可能是另一番景況。李自成非但不以十萬大軍討伐吳三桂，而以此軍力協助其北防滿清。在穩定局勢後揮戈統一江南。以南明弘光政權的腐朽來裁量，這應在情理之中。或由於北疆吃緊，大順朝在相當時間內無力南伐，那以李自成與吳三桂以及大量明庭降將如大同總兵姜鑲的兵力總和是也足以抵禦滿清入關。從前明庭如此艱難，系因須對滿清、農民軍兩面作戰，顧此失彼、捉襟見肘。而若情況簡單化為大順對滿清，那清騎縱橫華北、中原之況將不復見。在經過一個時期的穩定生息後，新興的大順亦必將統一南華夏。至於統一的大順是否有力量復故明在關外的疆域，這確有疑問。統一的大順會不會是弱宋的翻版？會不會導致今日中國之疆域竟在長城以南？鍾文秀沒有回答李強的任何問題，因為她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答，只聽見李強笑了笑繼續說道：“吳三桂與石達開，是中國歷史上極具爭議的兩個人物，一般對他們的評價都是反面的，這是站在現今的立場上，我們無法深入到歷史人物的內心深處，只能跟據他的形為判定他的忠奸，既便如此，也不能說是全對了，拋開研究歷史所必須檳棄的形而上學和意識形態色彩，在真象沒有浮出水面之前，對吳三桂和石達開這樣的人物，還是不要蓋棺定論，真理與謬誤往往就在一線之間，一念之差，足以把人變成鬼或把人變為神，還他們以人的本來面目，這才是歷史研究的正確方法。

吳三桂，祖籍高郵，生於遼東，武舉出生，襲父職，官至遼東總兵，封平西伯明末時駐防三海關。在崇禎年間，面對滿族的強大壓力，吳三桂對於明王朝而言可謂安危繫於一身。實際上他在降清之前，也一直兢兢業業，力保北京的北大門不失。他旗下的遼東兵團，是明王朝最精銳的部隊，面對比李自成更加兇悍的滿洲鐵騎，崇禎始終也不敢調動吳三桂的一兵一卒來保衛北京。

吳三桂本人參加過明王朝與滿清的最後一次大戰——凇山之戰，那次戰役幾乎使明朝的全部精銳喪失殆盡，吳三桂也是在那次大敗饒幸脫逃後地位大增的。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後，吳三桂面臨三條路，一是投降李自成，二是降清，三是做明朝的忠烈之士，既不降李，也不降清，打著明朝的旗號繼續固守山海關。很顯然第三條是一條必死之路，而且除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