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品。因此，《延安講話》可以理解為毛踏著瞿秋白的足跡，對五四至　１９４２

年的中國現代文學所作的新的評價。但在同時，毛對文壇上某些新近的論點

當然是清楚的，這些論點需要澄清和解決。

１９３８　年早些時候，在中共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一篇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民

族戰爭中的地位》的演說中，毛澤東呼籲黨內同志“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

體化”，廢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調頭”，並且代之以“新鮮活潑的、

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作出結論說：“把國

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開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

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①

毛澤東的指示並未特別提到文學，但是它與文學領域的關聯不久即被延

安文化委員們——特別是陳伯達、艾思奇和周揚找出。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接著

發生關於“民族形式”的論爭擴充套件到重慶。由爭辯引起的文章充滿混亂的議

論，因為沒有人確切知道毛所說的“民族形式”和“國際主義的內容”究何

所指；因此激昂而猛烈的抨擊，實際上是在搜尋那些關心找出“民族形式”

真正源泉的作家們的意圖。主要由林冰代表的一派，認為“民族形式”與人

們喜聞樂見的傳統的通俗文藝形式是一回事。繼瞿秋白之後，他們攻擊那種

五四新文學是“洋八股”，是城市資產階級的產物，必須予以抵制。然而，

敵對陣營中的作家們集合起來衛護“五四革命傳統”，他們認為新文學的主

流事實上體現了“民族形式”，或者正在朝這個方面發展。用最能言善辯的

發言人胡風的話講，“‘民族形式’本質上是五四的現實主義傳統，在新的

情勢下面主動地爭取發展的道路”。①此外，胡風認為這種新的傳統，是與封

建的和倒退的舊傳統的徹底決裂。胡風用一種迂迴的馬克思主義意向進行論

述，他認為借用外國的東西事實上是可行的。就此而言，胡風向毛暗貶西方

的影響，直接提出了挑戰。第三派，主要是黨的委員們和郭沫若，試圖使雙

方和解。周揚爭辯說，人們應當吸收傳統藝術形式中的“優良成分”，同時

新文學中產生的“新形式”，也應該保留並應進一步發展。然而，總的說來，

周揚的論點更加接近於胡風，而不是林冰；因為他總結說，“民族新形式之

建立，並不能單純地依靠於舊形式，而主要地還是依靠對於自己民族現實生

活的各方面的綿密認真的研究”②——換句話說，現實主義。

周揚在不偏不倚姿態的背後，含蓄地同意胡風，這證實了胡風作為魯迅

的門徒和重慶首屈一指的左翼批評家的威望，周揚經受不起再次與他衝突（像

在關於“兩個口號”之爭中所做的那樣）。也有可能，由毛的詞語所引起的

爭端，甚至連這些委員自己也幾乎捉摸不透。周揚本人對於蘇聯文學理論頗

① 引自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　301—302　頁。

①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　2　卷，第　26　頁。

②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　2　卷，第　23　頁。又見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 第　104　頁。

有了解，他也許把毛的指令解釋為一個進一步大眾化的號召，而不是對五四

文學的全力批評。該是毛自己來闡明一切模糊之處的時候了。

周揚表態中不明確的口氣，似乎也表明像他這樣的黨的官僚並不具有對

作家發號施令的地位。在發動整風運動以前，延安知識分子們的自我英雄形

象未曾遭到非議。有幾個已遷居這一原始的革命聖地的作家，感到那裡的生

活實際和他們先前的想法相差甚遠。　１９４２　年初，王實味率先發難，用魯迅

雜文風格寫了一系列文章，並以《野百合花》為題發表在《解放日報》上。

丁玲寫了一篇紀念三八婦女節的文章和一個故事《在醫院中》，為延安婦女

的命運悲嘆。蕭軍很快跟著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