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張天翼在這篇小說以及其他小說中，得心應手地描繪了仗勢欺人

和緊張的人際關係，展示了他對人類惡行的真知灼見，而這些行為最終歸咎

於社會的大環境。在這一點上，他與另一位堅定的左翼作家吳組湘有共同之

處。吳的筆法很少帶有張的滑稽或者諷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膽的象徵”

與“猛烈的挖苦”的內在力量。①例如，在《官宦的補品》中，一個地主的孱

弱的兒子確確實實依靠農民們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來。在《樊家鋪》裡，

作者大膽地把貧與富、勢利與苦難之間的明顯差別，表現為母親與女兒之間

一場生死衝突。②他把那位母親刻畫為一個長期生活在城市，並吸收了僱主的

剝削思想的守財奴，從而發出了即使在血親之間，也存在階級對抗這樣最強

烈的富於戲劇性的宣言。為了強調其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吳設定了殺母的悲

劇性高潮，並讓讀者作出自己的判斷，這位農家婦女謀殺生身母親是無罪的

嗎？吳就這樣透過迫使讀者作出肯定的裁決，點出了迫切的經濟需要這個關

鍵問題。

吳組湘採用聳人聽聞的手法，當然不是為了這種手法本身。在這個“左

翼作家當中農民小說的最初實踐者”③的作品中，悲劇的強度突出了他對革命

事業的強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張天翼一樣，吳組湘與其說是熱

心於革命的前途，不如說是革命前的痛苦與磨難的現實，尤其是在鄉村群眾

之中，使他苦悶。吳組湘的作品是小說界一個新趨向的代表。比較有良心的

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館的安樂椅中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哲學家

了。雖然他們大多數仍住在城裡，但他們的注意力逐漸轉向鄉村；越來越多

的作家開始表現鄉村題材。根據來自臺灣的一個國民黨學者的表格，在　３０

年代小說的三個主題——鄉村的狀況、知識分子以及抗日愛國主義之中，鄉

村主題支配了大多數作品。①這些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觀個人主義

——集中於城市知識分子個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遺產被賦予一個社會取

向，這是隨小說的範圍擴充套件到農村，以及“現實主義”獲得真正的鄉村韻味

而出現的。

一種新的文學流派正在逐漸呈現——“地區文學”，作者力圖攝取一個

特定的農村地區——常常是作者家鄉的泥土氣息和地方色彩（鄉土）。一大

批創作可以歸入這一範疇。除吳組湘的小說、張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農

村三部曲（都以長江下游的鄉村為背景）外，我們還發現這樣一些突出範例，

如沈從文關於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邊城》以及他關於苗族人的故事），

老舍以北京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一種以鄉土用語描繪的城市環境），以及沙

汀（關於四川西北部）、艾蕪（關於雲南）、葉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

其他許多作家的短篇小說。在所有這些作品中，對“大地”的強烈的愛是與

敏銳地意識到社會經濟危機結合在一起的。由於大多數作家確實來自他們在

小說中所刻畫的農村地區，他們對自己生長環境根深蒂固的熱忱，使鄉村的

艱辛和苦難變得愈加悲切。在有些情況下，例如沈從文對鄉土的懷戀，是由

①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　282—283　頁。

② 關於　1919—1949　年吳組湘的小說和其他許多作品的英譯文，見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

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　年》。

③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　286　頁。

① 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第　201　頁。

作者對城市居住環境感到強烈不安和生疏引起的。②在另一些情況，如茅盾和

吳組湘，鄉村幾乎被有意識地描繪成為城市罪惡的犧牲品；西方帝國主義的

經濟勢力從沿海城市對中國農村的掠奪，令人們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動的必

要。但是無論他們的動機如何，中國城鄉之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