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引兵東歸。但劉邦則採納張良、陳平的計謀，趁項羽鬆懈之際進兵，追擊項羽到陽夏，雙方又形成對壘之局。正在這關鍵的時刻，擁有重兵的彭越和韓信裹足不前，意存觀望。特別是韓信，更對劉邦進行要挾，要劉邦封他為齊王。為了集中力量擊敗項羽，劉邦採納張良的建議，答應了韓信的要求，與韓信、彭越相約，破楚之後，自陳以東至海的地區全部封給韓信，睢陽以北至谷城地區封給彭越。兩人既受封為王，又獲得了廣大的封地，終於改變態度，引兵會攻楚軍。公元前202年，劉邦各集團軍將項羽包圍在垓下，徹底打敗項羽，項羽突圍後在烏江邊自殺。這年2月，劉邦正式即皇帝位，定國號為“漢”。

縱觀楚漢相爭的歷史，劉邦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根本的原因當然在於他的政策和措施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但其權謀的優勢顯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項羽原本居於優勢，兵多勢強，但一方面他目光短淺、剛愎殘暴、燒殺擄掠、大失民心，又兼缺乏智謀，只想以武力取勝，有勇無謀的項羽當然不是劉邦的對手。另一方面，項羽剛愎自用，不能採納部下的正確意見，致使許多有才能的人物在劉邦的拉攏、引誘下，紛紛背項投劉。就連唯一的謀臣范增，也因劉邦的反間計，被項羽罷黜不用。與此相反，劉邦則心胸豁達，深謀遠慮，有膽有識，廣泛採納各方面的意見，擇善而從。劉邦既有穩固富饒的關中為根據地，又善於用人，特別是在關鍵時刻，能從大局出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上下齊心協力，和衷共濟，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劉邦後來在總結奪取天下的原因時曾說道：“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鎮國家，撫百姓，轉運糧餉源源不斷，我不如蕭何；統兵百萬，百戰百勝，我不如韓信。這三人都是當今人傑，我都能任用不疑，讓他們盡展其才，這就是我能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項羽呢，他只有一個范增，卻不能用，所以被我打敗了。”與劉邦相比，項羽卻缺乏自知之明，直到死也還不覺悟。他不從自身尋找由強而弱、最終失敗的原因，而是歸咎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史記·項羽本紀》……這就是智者與愚者的區別。

公元前202年正月，各位諸侯與將相大臣共同上書，尊劉邦為皇帝。“皇帝”之稱，始於秦始皇。遠古時代有三皇五帝的傳說，夏、商、週三代的最高統治者皆稱王。秦始皇認為他的功績遠遠超過了夏、商、周的王，可與上古的三皇五帝並列，於是改稱為皇帝。對於“皇帝”這一稱號，劉邦當然心儀已久，但他以一介平民，奮競草澤而一統天下，居九五之尊，用皇帝的稱號，能使天下人心悅誠服嗎？深諳機謀的劉邦決定以退為進，便假惺惺地謝絕了臣下尊他為皇帝的建議，說：“吾聞之皇帝乃賢者的稱號，吾不敢當皇帝之位。”群臣一再堅持，劉邦再三謙讓，最後他表示不能違背眾人之意，才說道：“諸君堅持認為我應該稱皇帝之號，為了國家，我就答應了吧。”劉邦的這一謀略，竟為後來歷代的開國之君所效仿，而成為一個慣例。

如果說劉邦是一位豁達大度、不拘小節，甚至還有點流氓氣的草莽天子的話，那麼建立東漢王朝的劉秀則是一位仁慈厚道、溫文爾雅、具有儒者氣象的開國君主。兩人奪取政權建立王朝的時代背景不同，個人氣質和文化素養也不同，因而其奪取政權的謀略和權術也大異其趣。劉秀建國後，有一次與家人歡宴，宗室諸親異常高興，酣飲之中，大家說道：“文叔少時謹信，與眾人不款曲，惟以柔直處世待人，故能踐九五之尊。”光武帝聽後，大笑著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後漢書·光武帝紀下》。以柔道奪取天下，以柔道治理天下，這可以說是光武帝一生政治的基本特點，也是他權謀的突出之處。

劉秀是西漢的宗室，漢高祖的九世孫。他生活在儒家思想佔統治地位的時代，自幼便受到儒學的薰陶，青年時期曾在長安太學裡研究儒家經典《尚書》，具有深厚的儒學修養。後來回到家中務農，經營產業，過著耕讀持家的生活。當時外戚王莽篡漢，建立了新朝。但王莽政權不僅絲毫沒有緩和社會矛盾，反而加速了政治腐朽和經濟崩潰，勞苦大眾陷入水深火熱的絕境，民眾紛紛起兵反抗王莽政權。劉秀的兄長劉，字伯升，為人剛毅有大志。自王莽篡漢以後，他就暗中準備起兵反莽，復興漢室，為此廣交天下豪傑，為將來起事積聚力量。劉秀與乃兄性格相反，謹慎持重，外柔內剛，溫文爾雅，深沉而有謀略。在起兵的問題上，他比兄長更加深謀遠慮，顯示出穩重、深沉的特點。當時人們厭惡新朝，思念漢室。劉秀是西漢宗室出身，這是一個很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