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再看一遍。

從報上，我又知道金焰是南國社的人，是和田漢有關的，這是一個進步演員，益發對他起了敬仰之意。

他演過不少好片，也演過一些宣揚封建道德的影片。豈有此理！我當時已在報上寫一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有此特權，就批它一通。

是事出偶然還是有意的安排，我的一位好友鄭應時（也是金的好友），請我們到他家吃飯。一經介紹，金就指著我的鼻子，眯縫著眼皮，笑得像個孩子，他說，“你就是在報上罵我的！……”這就是那個當年風魔著萬千電影觀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電影皇帝”！那時，我雖然也向往革命，但還沒有覺悟到要打倒明星制度，更沒有想到一切的光榮要歸於敬愛的啥啥同志，要用某某集體創作演出的名義，因之，批他一下也是很皮毛的。

從此，我們相交了整整五十年。

我得到老金逝世的訊息時，我正因事在深圳特區。我去不去上海呢？！去上海，我必然要參加遺體告別。所謂遺體告別，這是新增的欄目，因為那些年時興毀屍滅跡，所以存有屍骸的就讓親友們告別了。但在過去的追悼會上環行過遺體，也就包括在內了。我最後一次看到一個遺體是陸麗霞，那是在阮玲玉死後不久，當時她剛剛從病房送到太平間，還沒有盥洗、化妝，滿臉血跡，狀極可怖。自那時起，我就不參加任何遺體告別，即使告別是和追悼會同時舉行，我也避而不視。

為什麼要告別，何必不在腦裡儲存一個美好的印象呢？出於同樣的原因，也為到廣州之後又忙著其他的事，我只好和廣東影協幾位朋友打了個弔唁電報。

除夕前一天我回到北京，女兒在打掃衛生迎接節日。突然，一陣悠揚的《魂斷藍橋》的樂曲響了起來。

這是一隻德國古老的大啤酒杯底下的八音匣“彈奏”出來的。當你擎起杯子時，就發出樂聲。它是老金一件心愛的外國“古董”。我在這隻古董上“丟了臉”。

那時他住在徐家彙西北遠離喧鬧的市裡一座小洋房中。這一天為了老金的生日，屋裡擠了一二十人，三個人的打“亨”；四個人的打五百分；五個人的打麻將加做夢；我和老金、吳永剛等五六人在喝啤酒。

吳永剛眯著眼朝我說：“今天這箱啤酒，我想應該是你或我請客。”　他指著玻璃櫃上那隻古董酒杯：“我們把杯子倒滿了，在音樂結束前喝完了，誰就算獲勝，對方請客；如果沒喝完，就算敗了。隨便你挑選哪一方。”

我已經喝了兩瓶，看著這個杯子，去掉一節八音匣，充其量裝上一瓶，我舉起手錶示應戰，由我喝酒，鄭應時給我做表情，勸我不幹，我裝沒有看見。隨後，八音匣上了發條，灌進啤酒。

第二瓶倒完了，杯子裡的酒還未滿，我立刻阻止倒入第三瓶。“行了，我請客，大家來，喝酒！”我倒出一小杯。

“你請客也得裝滿了，再喝上一口。”

滿屋狂笑。我的臉在熊熊燃燒。

轉眼已經五十年。青年時代的豪情呵！不過，我此後也不再賭酒了。

如果光陰似箭，那有多好。可惜的是，光陰也似乎隨著原子時代進入超音速、超光速……

三十年代末的抗日戰爭，結束了老金的黃金時代。四十年代是各人的生活最顛簸的十年。

一九三九年初春，我們在重慶黃桷椏山上夏雲瑚（《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製片人）的別墅中見了面，一夜之間在壁爐中燒掉了七八棵樹根，大家都睡在爐前的地毯上。此後，他去香港，我也到了緬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回到昆明，聽說他在桂林，王晉笙透過一個在電臺工作的朋友，約好白天在無線電臺上和他談話半小時。

抗戰結束，我以為可以從昆明的西南公路再到緬甸，但是此路不通。老金此刻住在昆明南屏戲院附近一個公寓的四樓上，我和他在這裡同住了幾個月，由於沒有任何工作，終日悒悒寡歡。一九三九年他曾在這裡拍攝過孫瑜的《長空萬里》，認識一些飛行員，他們就常請他去玩、喝酒。

有一個深夜，老金一直沒有回來。凌晨三時左右，人聲嘈雜，四個人抬了一個周身血跡衣服撕爛的人進來，我不禁一驚。只是從衣服和輪廓上，我才認出是老金。

雖說“好漢不提當年勇”，三十年代，他一年就演兩三部片，如今將近十年了，成日晃晃悠悠，他有不少計劃、設想，他唉聲嘆氣和我談他的心境。這一天，幾杯入肚，酒下愁腸，他感到難受，他走出屋子，看到一輛汽車，心中發狂，伸出拳頭，向保險玻璃洩氣，猛力一擊，玻璃片片碎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