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機者；劇本必須首先由這些人點頭同意，然後製成品的生殺大權又操在南京國民黨的電影官手中。夏衍，作為左翼文化工作的一位領導者，他必須在兩個領域作戰：電影理論——批評戰線；劇本　——生產戰線。夏衍、陽翰笙、阿英、田漢、鄭伯奇等人分別滲入各家公司，他們以真誠的友情、耐心的說服、善意的幫助，團結了大批的電影從業者，正如有人所說：“在泥濘中作戰，在荊棘中潛行”。現在在回憶當年這段歷程時，誰能想像到那時的工作擔子是多麼的沉重，道路是多麼曲折崎嶇。

千里馬一經出現，伯樂便千方百計追蹤。終於，夏衍、塵無，在小洛的牽引下，在上海三馬路綢業大廈樓上，藉著胡考的小編輯部會面了。

塵無，以他堅強的毅力和不屈的勇氣，不息地戰鬥。在電影評論戰線，他分擔了夏衍很吃重的一部分擔子。在所謂看電影是“心靈坐沙發椅，眼睛吃冰淇淋”的軟性電影論爭中，他奮身上陣，把劉、黃、穆等一群打手，深深埋葬在軟軟的沙發裡，沉沒在甜蜜的冰淇淋中。他也團結了大批影評人、編輯、電影工作者，他平易近人，從不誇誇其談，搬弄教條，處處使人感到親切。連蔡楚生、金焰這兩位當時的紅人，還有導演奇才費穆，都對他心折。

塵無在文藝領域的涉獵是廣闊的，從一九三二年初在故鄉海門被當局目為思想不良分子加以監視，他避居上海至一九三七年初冬，他的戰績是輝煌的。他到了上海，投稿一到《社會日報》就把總編輯陳靈犀吸引住了；文章到了《電影時報》，編者邀請他每天到晚班的畫報編輯室為他寫稿；丁玲在與他晤談後，他又為她的文藝雜誌寫文章，並參加當時頗為熱鬧的“差不多”問題的討論，也寫了論“差不多”的文章；他在《社會日報》發表了一些頗具功力的憤慨時事的舊體詩，引起當時一些老詩人如鄧糞翁、施叔範、唐雲、若瓢和尚所擊賞，由桑弧約為參加詩酒之會。塵無雖滴酒不沾，也參與論詩；孫師毅看《影迷週報》的連載小說《影國春秋》，忽然拍案而起，連呼“鬼才，鬼才！”　我一看，他正看到：“好雨，好雨！”那正是塵無的文章；小洛一九三五年去南京接手張慧劍編輯《朝報》副刊，塵無又在一夜之間為他寫了一束隨筆，小洛稱之為“以壯行色”的最佳禮品；一九三六年底，病體支離，他不得不離滬去杭州葛嶺療養院治療，這時期，反映他的心情，他寫下了十幾萬字委婉愴愴的散文。

他的病並沒有痊癒，但國難日亟，一九三七年秋，他匆匆由杭返滬，行裝甫卸，即揮筆為《救亡日報》寫下投向日寇的連珠鏢槍式的七首詩篇；龔之方聽到塵無返滬，那時我們出版的《中國電影日報》因戰爭蔓延，決定停刊，也找到他寫了休刊辭，那是一篇駱賓王討武則天式的檄文。

一個生命不止，戰鬥不息的人！

塵無與夏衍、柯靈、龔之方、小洛、桑弧等等，這些人都是萍水相逢，來自五湖四海，只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有著共通的語言，彼此頓成莫逆。塵無對生活小節，落拓不羈，不修邊幅，幾根像貓一樣的鬍鬚，一頭像我的孫女畫的蘭花似的頭髮，總要有人拉他一起上理髮館。在上海那幾年中，無論是住在《社會日報》宿舍、《泰晤士報》的閣樓、紅葉書店的宿舍，還是柯靈的樓下，都是由細心的小洛和一些朋友為他照料、安排。

懷念塵無（2）

在我們相交的幾年中，彼此很少有相聚幾小時互相交談的時刻。只有一次在一個寒冷的傍晚，天陰沉沉地已經在下著點滴的雪雨了，我在四川路遇到了塵無。那些天我正受友人之託，替他看管幾天房屋。我邀他和我同住一夜。晚上，我點燃了壁爐的火。熊熊的火光，使他像孩子一樣興奮，他盯住通紅的爐火，眼珠閃亮得像鑽石噴射的光彩。我那時怎能體會到這晶瑩如水晶的人，內心怎會有如此淒涼的況味。

在添取柴火時，我說：“可惜我們不會跳舞，否則，這火光，這情調該多麼迷人。”說著，我把他一抱。我驚呆了。他也滿面通紅，囁嚅地說：“怎麼可以這樣呢，怎麼可以這樣呢。”

塵無，塵無！　你有五十斤或六十斤重麼？　你怎能擎得起夏衍交給你的接力棒，你怎能挑得起生活給你的沉重的負擔！五十年後，我看了他的“學生”盛裡予所寫的文章《輕塵》，我不知道他從哪裡得來的靈感。

雖則是短短的四五年間，他幾乎是馬不停蹄地疾書。他寫了多少，誰也無法統計，即使他活著，恐怕他自己也心中無數。

他把黃金年華獻給黨的革命文藝事業，而把《浮世雜拾》填補他自稱為軟弱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