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送上的五千貫，到現在他一直都沒還我呢這幾年去岐阜的那幾次，寧寧總會親自前來吉良陣屋向我致歉。

當然，現在我知道了，原來動工的錢，都是信長出的。

這樣一來，第二個疑惑也豁然而解：秀吉把今濱城改名為長濱，並不是為了向信長獻媚邀寵，而是念著這筆錢的出處，才讓新城拜領了信長的偏諱。

可以說，得到長濱城，才是秀吉真正跡的開始。從此以後，依託著琵琶湖的水運之利，以及長濱町的樞紐地位，秀吉獲得了大量的金錢，從而飛的提高了自家的軍備水平，也到了金錢的巨大威力。晚年他建成大阪城之後，就把堺町的商人全部強制遷往大阪，而且在城儲備了海量的黃金，一直用到大阪冬之陣招募十多萬浪人武士的時候。

當然，這些都是歷史上的後話。如今他正準備替信長營建今濱城，家眷依然留在岐阜，只是應信長之命派出了代官木下佑久，和明智光秀、瀧川一益的代官一起掌握著越前的實權。

而我和丹羽長秀，目前最頭疼的就是嚮明廷朝貢的名份。

最後，經過仔細的討論，我們採取了一種模糊的說法，將信長定位為天皇的攝政，我和長秀分別作為攝政官署的商務和政務長官，全權負責和明廷之間的貿易事宜。

但實際上，按照信長的規劃，整個勘合貿易都在信長的控制之。他控制的環節有兩個，一個是出口貨物的徵集，另一個是進口貨物的徵稅。貨物的徵集，由丹羽長秀率領信長的側用五人奉行組（福富秀勝、菅屋長賴、堀秀政、矢部家定、長谷川秀一）共同負責，他們將家高階武士、附屬大名、各大寺社和各大商人組織起來，分別給予一定的貨物配額，並且確定貿易使團的具體人選；完成之後，丹羽長秀將人員和貨物清單移交給我，由我負責率船隊前往明廷。等到完成交易返回之後，無論結果如何，一率由我徵收一成半的商稅和一成的運費。一成半的商稅自然是歸於信長，稱為“抽粉錢”；一成的運費則交給船隊，也就是我和武田信孝兩人，用來支付往返大明的船隻租金、船方工資、乘方食宿等費用。

但是，即使抽取兩成半的稅費額，這些貨物的貿易利潤依然非常可觀。以銀貨交易為例，日本的金銀價格比例為：o到：，大明：4，僅僅輸出白銀，獲利即相當於貨物的雙倍價值。而且，大明的生絲、藥材、砂糖、金縷、書籍、扇香、銅錢、估衣等，運到日本皆是暴利，利潤大約相當於貨物價值的兩到三倍。

可以想見，為了獲得參與貿易的資格，很多人都將竭力向信長爭取，而織田家在畿內的統治基礎也將更加牢固。

第一百一十二章：貿易船隊（下）

第一百一十二章：貿易船隊（下）

……，……

在日本的佛教流派，禪宗是非常特殊的一脈。如果說奈良佛教和平安二宗是由朝廷扶持，且具有鮮明的“護國”色彩，可以稱為國家佛教、貴族佛教的話，禪宗（主要是臨濟宗）就可以稱為是武家佛教，是武士掌權後，因為武家的推崇和保護而興盛起來的。在鎌倉時代，幕府就仿造南宋五山十剎的制度，在鎌倉建立了“鎌倉五山”，後來又擴大到京都，建立“京都五山”；到了室町時代足利義滿時，“五山十剎”正式成為定製，從而打下了禪宗臨濟宗興盛的根基。

禪宗對日本的影響極大，尤其是在武家掌權的幾百年間。從鎌倉時代起，幕府的對外交往和大名的相互外交方面，基本上全部以禪宗僧人作為媒介和橋樑，並且協助制定外交方針；室町時代，禪宗的臨濟宗是足利將軍家世代信奉的宗派，禪宗名僧深受冪府重用，常參與軍政外交機要，或作為幕府的使者斡旋於幕府與各地大名之間，或作為國使出使國和朝鮮。展開對外貿易，也是由足利尊氏的傳戒師、曾經七度受到天皇的國師賜封、人稱“七朝帝師”的夢窗疎石先建策的，之後無論是幕府、大內家還是細川家，對明的勘合貿易無不以禪宗僧人為正使，而京都五山的天龍寺、相國寺等，向來在勘合貿易佔據重要地位。

另外，禪宗五山精研漢學漢詩，熟悉國化，他們開創的有別於平安貴族學的“五山學”，對日本化有非常深刻的影響。（一休就是禪宗的喔）。無論是早已有之的書法、繪畫、雕刻、造園藝術，還是平安後興盛起來的花道、茶道、能樂、俳句，都可以看到禪宗的影子。例如千宗易繼承和揚的“和靜清寂”茶道諸法，可以說是完全切合了禪宗的旨趣。就連武家流行的辭世句，也是起源於禪宗的詩偈。

可以說，戰國時代著名的化僧人和外交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