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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黑格爾曾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之後，懶惰之風在政界迅速蔓延。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拖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准，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清代官員考成制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二十三次，其中十三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十一次，遲延佔四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九次中，遲延佔五次。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後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面相繼接任的四任縣令在十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於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五任地方官，卻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後，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　想看書來

第二節　皇帝老了（4）

湖北事件並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後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複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後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御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並不勒限嚴催。”（《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聖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兇頑不知懲創”。（《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乾隆實錄》）

如果說傳統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

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嚕”的遊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遊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這些遊民團伙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遊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