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她們管它叫‘聽風樓’。”

吳宓在蒙自，同南嶽臨大時一樣，仍授《西洋文學史》、《歐洲名著選讀》和《西方古代文學》三門課，每週八小時，吳宓有課時，和塗君共住教師宿舍347室。這個宿舍是供教授講課休息、備課之用。吳宓和聯大同事還合租一“紅樓”，作為居家之所。

“紅樓”是吳宓偕湯用彤、容肇祖、賀麟、沈有鼎、錢穆、姚從吾諸位先生租賃的校外以東的一幢西式樓房，吳宓稱謂“天南精舍”。吳宓在這裡讀書、遊玩度假，至10月末始離開，此時，文法學院已遷回昆明。

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時在校外之東，法國醫院旁，有西式二層樓房一所，紅頂，黃壁，在一有圍牆的菜園中。並多花木，繽紛斑斕，景色甚美。此房俗稱紅樓，原系法國人造。今歸李氏經管並享有。李氏兄弟，為蒙自大族。”吳宓、賀麟於4月21日與房主訂立租約。月支付租金40元，紅樓內有床、桌、椅等傢俱，廚房有餐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入住“天南精舍”的聯大教授推舉吳宓為社長，浦江清為經理。他們僱請傭人買菜、做飯、挑水、送信。吳宓制定了規章，房租照室分擔，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種房，伙食和雜費由全體入住的社員平攤。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

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回憶這段難忘的生活時說：“餘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為總指揮。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門叫喚，不得遲到。及結隊避空襲，連續經旬，一切由雨生髮號施令，儼如在軍遇敵，眾莫敢違。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吳宓和眾教授剛入住之時，宴請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職員來此客廳茶聚。煎咖啡，辦中西糕點待客。吳宓和湯用彤曾宴請房東，十幾天後，房東帶著孩子送肉和蔬菜，房東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戲，歡聲笑語，其樂融融。故吳宓作詩有“閒共兒童笑語譁”之句。

吳宓住在樓上南間：“斜壁小窗，外望只見雲天或綠野，殊似輪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艙室也。”吳宓有詩《始居天南精舍》。

天南精舍在法國醫院旁邊，柳州中央航校遷移而來，即設在醫院內。當時日軍空襲，航空學校成為重要目標。天南精舍沈有鼎能佔易，在他房間的桌子上，充滿著《易經》八卦符號的紙片。一天晚上，大家請他試佔，得節之九二，翻書一查，竟是“不出門庭兇”五字，於是，眾人決定第二天早餐後即出門，擇野外林石勝處，或坐或臥，拿出所攜之書閱讀。當時，錢穆正在撰寫《國史大綱》，為了保護書稿，他每天早晨攜書稿出去，至下午4時後始歸。

儘管室友空前團結，但由於志趣和個性差異，室友之間有親有疏，吳宓與賀麟過從甚密。不久，賀麟離開蒙自，前往重慶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吳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長，以報國家社會，而有《善生》週刊之計劃。……主以道德理想，指導批評一切人一切事。麟極以為當辦，且自任此去隨緣相機，為之遊說提倡。於是日上下午，宓撰成《創辦善生週刊計劃書》。前半宗旨及內容，後半組織及經費預算。交麟收藏帶去。”此時吳宓對賀麟的感情甚至超過了對多年老友湯用彤的感情，當時吳宓與賀麟、湯用彤、錢穆等七人同住天南精舍，賀麟去重慶後，吳宓感嘆：“自麟去後，天南精舍中，無可與談理想志業之人。”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何妨一下樓主人”（1）

1938年8月，聞一多妻子高孝貞攜五個孩子及幫傭趙媽來到昆明，一家人得以團聚。1939年暑假，聞一多開始了一再延遲的學術休假，全家搬遷至晉寧縣。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聞一多開始接替學術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

1938年初，因地處邊陲，遠離戰火，相較於北平、武漢和長沙等地，蒙自簡直就是一個動盪中的桃源。對於蒙自的環境，無論是生活環境還是學術環境，聞一多都是比較滿意的。儘管此時不時傳來的都是一些戰局不利的訊息，但此時聞一多對抗戰的前途還是比較樂觀，其心境也較為平和。儘管比清華園的生活要艱苦許多，但他卻延續著清華園的生活狀態。對聞一多而言，作為一個學者共赴國難的最好方式就是堅守自己的崗位，潛心於學術。

1938年5月，聞一多在給友人張秉新的信中說：“蒙自環境不惡，書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詩經舊稿，索性積極，對國家前途只抱樂觀。前方一時之挫折，不足使我氣沮，因而坐廢其學問上之努力也。”

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