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成立後任地質科學院副院長）、戴修瓚（北###律系教授，曾任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最高法院首席檢察官）、張景鉞（北大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崔之蘭（北大生物系教授、因聯大規定夫婦不能在本校任職，1938年秋應聘雲南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夫婦、雷海宗（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西南聯大歷史系主任）等教授，章廷謙副教授，各住一間茅草房。蔣夢麟校長則住在正北的三間瓦房中。

據吳大猷所述：

那七間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為主為原則的。饒老師、周炳琳夫婦、楊振聲（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間；我夫婦及陳嫂再加上她的小孩子統睡在一間裡；章廷謙夫婦和三個孩子一間；戴修瓚夫婦和一個女孩住一間；剩下的另一間，由孫雲鑄太太（帶一個孩子）、劉雲浦太太（帶一個孩子）四人合住；孫、劉兩位先生只好在那間公用大廳裡搭行軍床，睡“統艙”了。趙迺摶（字濂澄）則只得屈居在大廳旁邊那間小室裡。“統艙”除住單身漢外，還有一大用場，即是打牌的戰場，那時已有了基本隊伍，即孫、劉、戴、章、饒五將，不愁三缺一了。這時咖啡尚買得到，晚餐後，周、楊二位時常來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雖一間小小斗室，確兼有臥室、書房、飯廳等多種用途。

“北大功狗”蔣夢麟（5）

據章廷謙《在昆明》記載，北大在昆明北郊崗頭村的宿舍雖然小而擁擠，但一到禮拜六，大家買些蔬菜食物回去，連孩子們都盼著禮拜六快點到來，回鄉下。住在城裡的朋友們，也在休息日和過節的時候下鄉來。“就請他們宿在也是我們大家的圖書室、客室、飯廳、遊藝室的一間兩開間敞的草屋子裡”。

蔣夢麟在聯大辦公時，住在昆明邱家巷二號。1938年12月17日，北大四十週年紀念，那天，借雲南大學的會澤堂開了一個紀念會，會後，北大的教授們到蔣夢麟住宅聚餐。大家都期待著勝利，憧憬著馬神廟北河沿一帶的風物，看見彼此額上的皺紋和兩鬢的白髮，唏噓感嘆。

自嘲是“北大功狗”

蔣夢麟一生的事業在北大，他說：“從1930年到1937年的7年內，我一直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中日衝突中的驚濤駭浪。在許多朋友的協助之下，尤其是胡適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穩前進，僅僅偶爾調整帆篷而已。”在昆明，蔣夢麟也是殫精竭慮為了聯大的團結和北大的發展，“和而不同”是聯大胸懷，剛毅堅卓是聯大校訓。北大心理學教授、聯大三青團負責人陳雪屏在《“和光同塵”與“擇善固執”》中寫道：“西南聯大所以能始終如一聯合在一起以至抗戰勝利，三校復原，而三校之間精神上的契合無間，且更勝於前，我們不能不歸功於蔣夢麟。”葉公超也說：“整個抗戰期間，大後方的高等教育沒有間斷，而能繼續為政府培植人才，孟鄰先生個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然而，抗戰勝利前夕，北大人事上發生了一個大變化。這是由蔣夢麟引起的。1945年6月，蔣夢麟去重慶任行政院秘書長，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動。早在年初，蔣去美國考察教育，遍訪美國東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們曾希望他此次訪美能洽購一些儀器、圖書，並物色新教授，以為勝利覆校的北大建設有所裨益。蔣在美期間即應就秘書長之職。此事他事前既未與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後又不來信與教授們解釋，引起一些人的不滿。

6月底，北大教授會討論此事，會議上鄭天挺等教授主張根據《大學組織法》大學校長不得兼職的規定，既從政就不能兼任大學校長，蔣應辭職，建議在美國的胡適先生任北大校長。在胡未回國前，一些教授則主張應由周炳琳、湯用彤、鄭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長。但三人均表示無意此職。9月份，###決定胡適為北大校長，傅斯年為代理校長。

1945年8月7日，蔣夢麟回到昆明召集教師茶會，坦誠地言稱：他欲兼任北大校長卻違反了自己手訂的大學組織法，最初未想及此點，經朋友們的提示和勸告，決計辭去校長職務。據與會的人士觀察，“他講話的態度極好，得著大家的同情”。蔣氏在北大的“謝幕”，未失他一貫的風度。［1］［1］馬勇《蔣夢麟與北京大學》

至此，蔣夢麟與北大的緣分已盡，他走向了仕途，他執掌北大的經歷已經化為記憶和往事。1949年，蔣夢麟和傅斯年都選擇去了臺灣。傅斯年在臺灣逝世前曾說過：“蔣夢麟的學問雖不如蔡元培，辦事卻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學問及不上胡適，但辦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