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汪曾祺不僅聞訊參加，而且很快成為這個曲社的積極分子。幾乎每次曲社活動（拍曲子、開曲會），都少不了汪曾祺。教學生唱崑曲的主要教師是陶光，他是西南聯大中文系教員，教《大一國文》的作文。吹笛子的是歷史系教員張宗和。每次做“同期”（崑曲愛好者約期###唱曲，叫同期），吸引了聯大、雲大的許多師生。特別是一些馳名學術界的教授、學者也來曲社參加活動。這些名人教授中有些本身就是崑曲大家，不只會唱一般的曲子，如數論專家許寶馬錄，他是俞平白先生的夫人許寶馴的弟弟。有一次，許寶馬錄聽汪曾祺唱了一支曲子甚為欣賞，主動提出教汪曾祺一出《刺虎》，汪曾祺當然高興。那天，汪曾祺按時去了，許先生沒有說多少話，就拍起曲子來：“銀臺上晃晃的風燭炫，金猊內嫋嫋的香菸噴……”汪曾祺覺得許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他的“擻”特別好，搖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這印象幾十年也沒有忘記。［1］［1］陸建華《汪曾祺的春夏秋冬》

聯大學術自由，對學生的管理也比較寬鬆。汪曾祺回憶自己大學經歷時，自嘲地說，考入大學，成天“泡茶”。他經常逃課，有時，深更半夜，他端坐大樹的樹枝之上，對著明月吹笛，一度被視為聯大學生中的另類。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汪曾祺的好友朱德熙，也是非常喜歡崑曲。讀聯大時，朱德熙與何孔敬談戀愛，兩人帶著乾糧，在大觀樓茶館，朱德熙教何孔敬唱崑曲，一唱就是一天。此後一人吹笛，一人吟唱，成為夫妻之間的樂事。

1941年朱德熙住在文林街地藏寺巷2號，那裡成了他和師友的文化沙龍。聯大的老師楊周翰、王還夫婦、單身教師李賦寧、大絡腮鬍子沈有鼎是常客。李賦寧會拉琴，隨時拎一把胡琴唱京戲。汪曾祺來吹笛子，唱崑曲。朱德熙的好友鄭僑（鄭孝胥的孫子）常年穿一件藍布長衫，油光光的，毫不在乎，紅光滿面，很有精神。可見，唱崑曲，演話劇，看電影，是當時聯大師生的重要文娛活動。

聯大師生多半生活清貧，但在百物飛漲、人心浮躁之際，能平平靜靜地做學問，並能在高吟淺唱、曲聲笛韻中自得其樂，對復興民族大業不失信心，不頹唐，不沮喪，算得上是濁世中的清流，激流中的砥柱。

苦中作樂打橋牌

在朱自清的日記中，經常看到清華大學教授打橋牌的記錄。1939年3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打橋牌，大家決定下下星期起，兩週一次橋牌例會。我老是輸，甚灰心。”一個星期後的3月11日，朱自清“閱完試卷，在柳家橋牌”。柳家，大概指柳無忌家，朱自清穩定的牌友是浦江清。4月23日，星期天，朱自清參加陳福田以及陳岱孫的橋會，並在那裡吃晚飯，“菜飯甚佳”。

清華大學教授閒暇打橋牌在戰前北平是平常的娛樂，他們將這一娛樂活動延續到昆明。不僅文科教授喜歡，理科教授似乎更愛打橋牌，甚至上癮。

我們來看一看聯大理科教授如何打橋牌。

數學系教授陳省身來西南聯大不久，他的南開同學、北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也來到聯大。

戰爭初期，生活已很艱苦，但教授們還能苦中作樂。每逢週末，緊張工作之餘，在吳大猷家有兩桌橋牌“牌戰”。陳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開時他就以擅打橋牌著稱。吳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橋牌高手。唯有吳大猷的水平不及格，僅能在一旁觀戰。他自己並不喜歡打牌，只是為了讓別人快活而已。

有時“清華隊”向“北大隊”挑戰，事前說好，輸的那隊就做當天晚餐的東道主。晚餐雖無美味佳餚，但以量取勝，餐後總有剩餘，大家便讓最年輕的陳省身和大肚漢吳大猷負責“掃蕩”。

吳大猷在其著《回憶》中寫到這一段難忘的時光：

1939年冬，我又從北倉坡遷到西倉坡若園巷，那是當時內政部周部長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好是我在密大的同學袁丕濟的侄女。我們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樓下的五間房子裡。我們由原先次長的房子，跳到部長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我們每週末都有兩桌牌戰（橋牌），常客有陳雪屏、陳省身、劉晉年等。冠世很喜歡打橋牌，可我的“技術”都不及格，只好坐在一旁，一有空就做些打字等不需要專心的工作。有時湯佩松等帶來的“清華”隊和我們作所謂duplicate橋牌戰，事先約定好，輸的一隊，就做那晚晚餐的東道主。他們來挑戰，我們總可以大吃他們一頓，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預備得多，因此每頓都有很多剩餘。這樣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