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朋義頓時臉色大緩，讓她坐在小沙發上，還親自倒了一杯水， 環著她的肩膀替她揩眼淚，說自己在美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這方面沒有太注意，可能她思想比較傳統，無法接受。查朋義說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她應該慢慢適應，這是將來到社會上都要面對的事情。瞿男說，謝謝査老師。於是查朋義走哪兒都帶上她，說這是我的得意門生。那幾個男學生聽了，都露出意味深長的笑容。但她還是不習慣查朋義的“洋派禮節”，每次他撩她的頭髮，握她的肩膀，她的牙關都咬得比石頭還緊，手心裡掐出血紅的指甲印。我覺得這樣不對，但不敢說。我不知道我有什麼立場指責他，瞿男說，我只是他的學生，而他是德高望重的老師。我覺得是自己沒見識，大驚小怪。她說。這煎熬一直到研三上學期的期末，查朋義帶她參加一個會議。她激動地一路上都在說話，本子上記滿了會議上各個專業研究人士發表的新論文觀點。查朋義聽得不耐，打斷了她，說這種機會以後多得是。然後穩穩停住了車，把手按在了她的膝蓋上，緩慢而有力地向上撫摸，認真得像他平時講解研究課題。她驚恐地幾乎從車裡跳出去。查朋義沉下臉，說我什麼朋友都有，你儘管去告，想整你我連腦筋都不用費。你還想要畢業證和學位？回老家跟你爸媽種地吧。她痛哭流涕地求他。查朋義把她趕下車，只說了句隨便你。 我情緒兩極化嚴重，高興時比眾神之父還博愛，心煩起來就六親不認。這毛病按我爸的話說“都是你媽慣的”，但事實上我媽也沒少為了掰好這怪病而揍我。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眨眼二十多年過去，他們不習慣也習慣了。我平時在學校難得回來，所謂距離產生美，回家他們看我就順理成章地更加順眼些。每當我心情好圍著我媽打轉，我爸從報紙上方露出一對眼睛，彷彿透過顯微鏡觀察什麼難得一見的新奇物種。“我看他神經病又犯了。”我媽聞聲看我一眼，笑說：“我說也是。”屋子裡響起一派歡聲笑語。但這次回家顯然滑向了另一個極端。清早六點多，我還在去車站的路上，我媽的電話就無情地打斷了我的昏昏欲睡。前一通電話是昨晚上十一點半打來的。我伸直胳膊，讓電話儘可能地遠離耳朵。通話音量已經調到最小，然而都怪計程車裡太安靜，師傅連廣播都不停，她一拔高嗓門，那聲音就像一根細而硬的針，在毫無防備的時候猛地紮在耳垂上，偏偏眼皮酸得像隔夜的牛奶。“何遇君！何遇君！你自己聽！你來，你親口說給你兒子聽——”“別吵了你們！煩不煩？”吼完之後，我的第一反應是清了清嗓子，喉嚨被砂紙磨過似的疼，緊跟著才反應過來自己說了什麼，立刻按斷了電話。剛扔進口袋，忽又取出來，死死按住退出鍵，關機的動畫一閃而過。師傅仍舊縮著脖子開車，前後座中間的鐵欄杆囂張地橫在那裡，隔成兩個除了給錢之外互不通融的平行世界。我坐在沙發上，卻還覺得自己在火車上，底下是簌簌顫動的地面，腿上的肌肉因為長時間的震動而發麻。大舅媽、大姨和四姨各據一方，我爸和我媽站在中央手舞足蹈，燈光投下的影子密密麻麻地砸了滿臉，像無數蟲子爬進爬出。我媽張開兩手，在空氣裡劃了個大圓：“何國濤，你必須讓何儉芳出院！她又沒病，住什麼醫院？我看她是神經病又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