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尼，問他有沒有收到‘祈禱單’，能否給我們拿一張行刑的報單來。”

“不必了，”弗蘭茲一邊說，一邊把他的那張報單拿了出去，“我已經看到了報單，而且已抄下來一份。”

“好極了，你去吧，貝爾圖喬先生，早餐準備好了的時候來通知我們一聲。這兩位先生，”他轉向兩個朋友說，“哦，我相信，大概可以賞光和我一起用早餐吧？”

“但是，伯爵閣下，”阿爾貝說，“這就太打擾啦。”

“哪裡的話，正相反，你們肯賞光我非常高興。你們之中，總有一位，或許兩位都可以在巴黎回請我的。貝爾圖喬先生，放三副刀叉。”他從弗蘭茲的手裡把傳單接過來。

“‘公告：’”他用讀報紙一樣的語氣念道，“‘奉宗教審判廳令，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即狂歡節之第一日，死囚二名將於波波羅廣場被處以極刑，一名為安德烈·倫陀拉，一名為庇皮諾。即羅卡·庇奧立；前者犯謀害罪，謀殺了德高望眾的聖·拉德蘭教堂教士西塞·德列尼先生；後者則系惡名昭彰之大盜羅吉·萬帕之黨羽。’哼！‘第一名處以錘刑，第二名處以斬刑’。”

“是啊，”伯爵繼續說道，“本來是預定這樣做的，但我想這個節目昨天已經有某種改變了吧。”

“真的！”弗蘭茲說道。

“是的昨天晚上我在紅衣主教羅斯闢格里奧賽那兒，聽人提到說，那兩人之中有一個好象已經被緩期執行處決了。”

“是安德烈·倫陀拉嗎？”

“不，”伯爵隨隨便便地說道，“是另外那一個，”他向傳單瞟了一眼，象是已記不得那個人的名字了似的，“是庇皮諾，即羅卡·庇奧立。所在你們看不到另一個人上斷頭臺了，但錘刑還是有的，那種刑法你們初次看的時候會覺得非常奇特，甚至第二次看仍不免有這種感覺，至於斬刑，你們一定知道，是很簡單的。那斷頭機是決不會失靈，決不會顫抖，也決不會象殺夏萊伯爵的那個兵那樣連砍三十次的。紅衣主教黎布留無疑是因為看到夏七伯爵被殺頭時的那種慘景，動了惻隱之心，才改良刑法的。啊！”伯爵用一種輕視的口吻繼續說道，“別向我談起歐洲的刑法，以殘酷而論，與其說還在嬰兒時代，倒不如說，簡直已到了暮年啦。”

“真的，伯爵閣下，”弗蘭茲答道，“人家會以為您是研究世界各國各種不同刑法的呢。”

“至少可以說，我沒見過的不多了。”伯爵冷冷地說道。

“您很高興看這種可怕的情景嗎？”

“我最初覺得恐怖，後來就麻木了，最後就覺得好奇。”

“好奇！這兩字太可怕了。”

“為什麼？在人的一生中，我們所最擔心的就是死。那麼，來研究靈魂和肉體分離的各種方法，並根據各人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氣質，甚至各國不同的風俗，來測定從生到死，從存在到消滅這個轉變過程上每一個人所能承受的限度，這難道算是好奇嗎？至於我，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一件事，你愈多看見人死，你死的時候就愈容易。依我看，死或許是一種刑罰，但不就等於贖罪。”

“我不很明白您的意思，”弗蘭茲答道，“請把您的意思解釋一下，因為您已經把我的好奇心引到了最高點。”

“聽著，”伯爵說道，他的臉上流露出深深的仇恨，要是換了別人，這時一定會漲得滿臉通紅。“要是一個人以聞所未聞，最殘酷，最痛苦的方法摧毀了你的父親，你的母親，你的愛人，總之，奪去你最心愛的人，在你的胸膛上留下一個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而社會所給你的補償，只是用斷頭機上的刀在那個兇手的脖子上割一下，讓那個使你精神上痛苦了很多年的人只受幾秒鐘肉體上的罪，你覺得那種補償夠嗎？”

“是的，我知道，”弗蘭茲說道，“人類的正義是無法使我們得到慰藉的，她只能以血還血，如此而已，但你也只能向她提出要求，而且只能在她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要求呀。”

“我再舉一個例子給你聽，”伯爵繼續說道，“社會上，每當一個人受到死亡的攻擊時，社會就以死來報復死。但是，難道不是有人受到千百種慘刑，而社會對這些連知道都不知道。甚至連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不是補償的報復方式都不提供給他嗎？有幾種罪惡，即使用土耳其人的刺刑，波斯人的鑽刑，印第安人的炮烙和火印也嫌懲罰得不夠的，而社會卻不聞不見，絲毫未加以處罰嗎？請回答我，這些罪惡難道存在嗎？”

“是的，”弗蘭茲答道，“而正是為了懲罰這種罪惡，社會上才容許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