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階級”。例如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運動的一些作家、藝術家，提倡人道主義，這在野蠻地踐踏人的尊嚴。不把人當作人的中國封建專制社會中，是有反抗意義的，這與拿著人道主義的旗號來反對革命是兩回事。但普羅文學的倡導者們對於人道主義的認識也是朦朧的，因此，他們籠統地稱托爾斯泰為“卑汙的說教人”。抨擊魯迅講了“人道主義的漂亮話”。魯迅批評他們“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對於中國社會的人肉筵宴似的所謂東方文明，魯迅是比創造社的青年革命者們看得透徹的，他清楚地知道，在獸道橫行，人的尊嚴被隨意踐踏的時代裡，人道主義式的抗爭是完全必要的，在“殺人如草不聞聲”的屠伯面前，丟掉人道主義的抗爭旗幟是不應該的。魯迅的反批評顯然是善意的，為中國革命著想的。

竊火者（5）

魯迅還看到：“革命文學”倡導者們另一個根本的弱點，即他們與人民大眾的位置放得不對。魯迅指出他們雖然自己認為是無產階級文藝家，實際上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因此，他們只是從書本上學了*主義，還沒有跟實際與大眾結合好。他們只想用從書本得到的革命意識去“獲得大眾”，啟蒙大眾，卻沒有認識到自己應當在大眾的鬥爭中得到鍛鍊和考驗，應當和大眾，特別是和無產階級大眾思想感情首先融成一片，做大眾的一員。魯迅懇切地告訴他們：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眾日日顯得著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 魯迅對這些青年革命者錯誤地看待他，坦率地表示了不滿，他說：“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裡，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

寫完這篇文章，魯迅的心情很不好，他似乎覺得無須把氣力放在這裡。第二天，他心情鬱悶地寫信給臺靜農說：我在上海，大抵譯書，間或作文，毫不教書，我很想脫離教書生活。心也靜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複雜得多，攻擊法也不同，須一一對付，真是糟極了。 （1928年2月24日信） 論爭延續了一年多，魯迅又作了《文藝與革命》、《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魯迅嚴格地站在論爭的立場上，從不感情用事，也不作人身攻擊。他在論爭中，對於文學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係，一直認真地思考著，探求著。

魯迅是一個富有實際精神的人，他對現實一直保持高度的清醒態度。他的文章，嬉笑怒罵，都讓人們感到跳動著革命的脈搏。他雖然沒有積極地提倡革命文學，認為沒有急急忙忙掛招牌的必要，但是對於“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魯迅還覺得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他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用他，我以為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麼，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文藝與革命》） 他還指出：“世界上的民眾很有些覺醒了，雖然有許多在受難，但也有多少佔權，那自然也會有民眾文學，說得徹底一點，則第四階級（即無產階級——引者注）文學。”（《文藝與革命》）無產階級文學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那麼及時地揭起無產階級文學的旗幟就是必要的。而且，在當時中國提出無產階級文學口號的歷史條件也已經成熟。對於這一點，魯迅似乎過於謹慎，過於擔心時機並不成熟。而他之所以如此，是出於作家的良心和責任感，他說：“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魯迅估計的過於謹慎，使他對於揭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戰旗的態度顯得冷淡，他依然覺得當時對於新文*動最重要的是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於掛招牌，“‘稻香村’，‘陸稿薦’已經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裡的多。”因此，他提醒革命文學倡導者們注意，不要忘掉藝術的特徵。他指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佈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文藝與革命》） 魯迅還從階級實質上深刻地剖析了創造社雖然“方向轉換”而仍不免有些朦朧的原因，就因為思想是朦朧的，自己本來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現在要向無產階級轉換，那就要切實正視自己過去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