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南伐蕭齊。他命太常卿王諶占卜南伐吉凶，結果卜得一個“革”卦。於是，拓跋宏大聲說道：“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吉孰大焉。”鮮卑###、皇叔任城王澄當場提出異議，馬上就被他厲聲壓制下去。退朝後，他又單獨召見任城王澄，兩人推心置腹地交談。孝文帝說平城雖然是一塊用武之地，但不可達到“文治”之效，他想以南伐為由遷都洛陽，移風易俗，“因此光宅中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援。召見的結果表明，任城王澄非但不再反對，還變成了遷都的積極擁護者。

接下來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計劃開始有聲有色地執行了：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親率三十萬步兵騎兵從平城出發，征討南齊。天氣一直不好，大雨下個不停。道路泥濘，崎嶇難行，陰霾的天空像口鐵鍋般扣在頭頂壓得人簡直喘不過氣來，而南方的潮溼氣候更使得這些在北方生活慣了的養尊處優的鮮卑貴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累。大軍南下，一路緩緩行來，走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才到達洛陽。在洛陽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選擇了一個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馬，揮鞭下令大軍繼續前進。聽說還要繼續南征，蛻化了的鮮卑貴族一個個心驚膽戰，全都跪在拓跋宏馬前，懇求皇上開恩不再南進。緊接著免不了要上演一出進諫、發怒、再進諫的活劇。孝文帝見時機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換條件：“若不向南進軍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遷到洛陽。”然後要大家站隊表態，願意遷都的站在左邊，不同意的站立右邊。一聲令下，幾乎全都排到了左邊；站立右邊的也不是沒有，但只有為數極少的孤零零幾人。左邊的鮮卑貴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搗蒜般叩頭不已，大聲高呼“萬歲”。拓跋宏見狀，就正式詔告天下，北魏要遷都洛陽了。

這一重大的決定就這樣在他自編自演的一出活劇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鮮卑貴族——那些遺老遺少們即使心懷不滿，因大軍被拓跋宏帶走，沒了反抗的資本，也只好無可奈何地聽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10月，孝文帝下令營建洛陽。第二年三月，他北迴平城，再次對有關鮮卑貴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並重的說服工作，並就南遷及留守人員進行了比較具體的安排，逐步實施南遷計劃。

民族融合的自覺先行代表（7）

公元495年9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後宮粉黛移居洛陽為標誌，孝文帝漢化改革的一項最為重要的決策——歷時三年的遷都措施大功告成。

四

拓跋宏作為鮮卑民族的一員，他的血管裡流淌著的是拓跋氏的血液，於本族文化自然有著一種本能的親切與好感；然而，他從小又受著漢民族儒家文化的薰陶與影響，兩種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時並存於他的內心，肯定會時常產生激烈的碰撞與衝突。兩相比較，他從理性上還是認同了漢族文化，因為它畢竟是當時社會生產與生活方式的先進代表。他完全拜倒在漢族文化腳下，並苦心孤詣地引導著他的臣民們走上先進的文化之路。

遷都洛陽後，北魏的漢化改革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孝文帝不再滿足於過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與速度，以多側面、全方位出擊的態勢，對漢族文化不分精華與糟粕，全盤“拿來”、為我所用。

具體而言，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廢除舊俗，實行漢化。鮮卑拓跋部有一種西郊祭天的古老儀式，由早期決定重大方針政策的原始部落聯盟大會逐漸演變而來。在決定遷都洛陽後的第二年三月，孝文帝　“罷西郊祭天”，毅然予以廢除。不破不立，先破後立，這一舉措很好地表明瞭他徹底改革的決心。

在接受漢文化方面，他首先從語言、服裝、姓氏等人們的習俗方面做起。

孝文帝於公元495年下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嚴厲禁止鮮卑語言，以洛陽漢語為通行的標準語言，並命人著有《河洛語音》等書以供鮮卑人學習漢語之用。

胡人為便於騎射，往往著長靴，窄袖短衣。進入中原後在為數眾多的漢族人中就顯得十分特別與刺眼。為減少民族隔閡，孝文帝下令改鮮卑服裝，採用漢人的褒衣博帶。

鮮卑姓氏多由部落名轉化而來，常常是幾個字連在一起的複姓，譯成漢字十分繁複，孝文帝下詔全部改為漢姓。比如改拓跋為元，紇骨為胡，伊婁為伊，丘敦為丘等等。他不僅把鮮卑複姓改為單姓，還將一些鮮卑名改為漢名。

二、改革官制。北魏前期，政府機構採取的是胡漢混合的官僚體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