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御的強大力量。對此，《魏書·　高祖記》記載道：

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跡，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

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恆思所以濟益……賞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將北魏首都從平城遷到洛陽。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內容，我們可以將其凝練地用一個詞語概括——全盤漢化。遷都洛陽，表明了他全盤漢化的決心，也是他改革能否徹底、能否成功的一個轉折與標誌。

鮮卑拓跋部落發源於遙遠的邊陲之地，他們的人口本來就少，進入廣袤的中原後，必然成為一支少數民族。如果僅僅限於搶劫，他們自可來去如風，完全保持著過去的那種野蠻的遊牧生活及習俗；然而，若是長期佔據中原，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下去，他們就不得不調整、改變過去的生存方式，由遊牧生活變為先進的農業耕作。

就鮮卑拓跋氏的發展程序而言，早在北魏之初，就已開始逐步採取漢化政策了，他們南侵的速度、深入的進度與漢化的程度幾乎呈現出一種同步發展的態勢。

鮮卑拓跋部南下，已有過遷都的歷史。道武帝拓跋建立北魏時，定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後於公元398年遷都平城。也就是說，平城也是北魏統治者遷都的產物。隨著帝國疆域的擴張，平城的發展建設很快。至孝文帝時，平城作為北魏都城已近百年，城內“裡宅櫛比”，已頗具規模。平城，是北魏從遊牧文化向農耕文化過渡的一個緩衝，它處於兩種文明的交接之地，這裡的氣候、草原比較適於畜牧業，也具農耕文明的特點。從平城北上，可以抵禦柔然入侵；南下，可以對中原形成席捲之勢。最為重要的是，這裡便於拓跋氏集中武力，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

如果僅僅侷限於現有的地盤與統治，平城於鮮卑而言，自然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北方柔然、高車的威脅業已解除，南方的領土在不斷擴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氣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確了北魏的戰略目標——南伐齊朝，統一中國。平城，作為北魏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顯然已不再適應當時的戰略發展目標。平城地處黃土高原東北部，這裡氣候寒冷、土地貧瘠、風沙嚴重、十年九旱，自然條件相當惡劣；平城北靠陰山，西臨黃河，東有太行山，東南部排列著呈多字型構造的恆山、五臺山、太嶽山，交通極為不便；而最主要的一點，是這裡的鮮卑貴族集中，他們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堅持鮮卑舊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對改革的頑固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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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覺先行代表（6）

由此可見，北魏如若發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關鍵所在，就是必須離開平城，遷居中原。當時有鄴、長安、洛陽等三個地點可供選擇，拓跋宏經過一番權衡比較，目光最後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氣候比較溫和的洛陽。他之所以看重洛陽，恐怕最主要的是因為這裡的漢族士大夫數量最多，為漢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陽接近南朝，也便於他隨時用兵，“南蕩甌吳”，實行一統天下的雄心。

只有離開保守勢力的大本營，才能順利地推行全盤漢化的改革方略。這不由得使我們想到了民國初期的遷都之議，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擬將國都從北京遷至南京，遠離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大本營，以推動中國的民主化程序，惜乎這一遷都之議最終未能實現。

拓跋宏深知，如果貿然提議遷都洛陽，必然遭致鮮卑貴族的強烈反對。南遷，就意味著他們放棄現有的家業，放棄已然習慣了的生存環境，放棄騎射遊牧的“武功”之長……不少鮮卑貴族認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為據點一點一點從馬背上打下來的，如果離開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們好戰勇武的民族特性，不僅難以統治漢人，反而會被他們同化。一般鮮卑人並未像拓跋宏那樣從小就接受過漢文化的薰陶與教育，他們對漢文化常以征服者居高臨下的姿態抱有一種藐視小看、不以為然的態度，也沒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種危機與緊迫感。他們只要能夠壓制漢人，為所欲為、自由自在、作樂享受就心滿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無憂慮地說道：“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如果強行遷都，弄不好，很有可能會釀成一場無法收拾的內亂。為了達到順利遷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費盡心機，反覆考慮，定出了一個相當巧妙的萬全之策。

公元493年5月，孝文帝召叢集臣，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