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的虔誠、熱愛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解放了曲折。”《飛向草原的雄鷹——記到內蒙插隊的第一批首都中學紅衛兵》，《兵團戰報》、《中學紅衛兵報》合刊，1967年11月1日。這的確反映了他發自肺腑的呼聲。1967年3月，北京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中學紅代會）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學生躋身於它的領導機關。李冬民擔任紅代會的主要負責人，曲折作為紅代會政治部負責人，主管紅代會的報紙——《兵團戰報》。以後，因為對學生中曠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厭倦，曲折等人於7月發出了關於創辦紅衛兵大學的倡議書，進而認識到實現思想革命化，只能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在選擇“與工農相結合”的具體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樹立的上山下鄉先進人物的影響。而廣大農村缺乏知識，農民養活了知識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識青年的現狀，也促使他們做出走上山下鄉道路的決定曲折：《發端：1967年10月9日》，《草原啟示錄》，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動員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農村而開展的有關上山下鄉偉大意義的宣傳，對曲折等人的選擇也產生了直接影響。5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知識青年必須同工農相結合》強調“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為廣大的知識青年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開闢了最廣闊的道路”。當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會提出自己到邊疆插隊的志願時，就是以這篇社論為依據的。

曲折等人的行動從一開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會的全力支援。10月8日，北京市革委會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座談會中讚揚他們是“開路先鋒”，預祝他們打好第一炮，以後把經驗寫回來，“發動不少的人再到那裡去”《北京市革委會領導接見首都第一批插隊知青座談會原始記錄》，1967年10月8日。。足見官方對他們的支援，是與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的棘手問題聯絡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國各大中城市已經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屆中學畢業生大批滯留學校造成的壓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動，能夠帶動更多的畢業生到農村和邊疆去。另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考慮，就是希望透過這次行動，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們）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把那股歪風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的講話中，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們展開的鬥爭被誇大為“兩條路線的鬥爭”。

第一聲號角（4）

當時，毛澤東尚未發表那段關於必須由貧下中農給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對上山下鄉的提法上，側重的仍是發揮知識青年的主觀能動性，改造社會的積極作用，而不僅是消極、被動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開的座談會上，有的負責人希望知青把毛澤東思想帶到牧區去，把所在之處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改造落後的東西，並強調向牧民灌輸集體經濟思想的必要性。他們將這次行動比喻為一次新的長征，勉勵知青像革命前輩那樣，經受往長征的考驗，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做可恥的逃兵。毛澤東在闡明紅軍長征的重大意義時，曾將它形象地比作“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高度評價長征對中國革命做出的巨大貢獻。“老三屆”學生，透過革命傳統教育，對長征的歷史、尤其是紅軍戰士跋山涉水輾轉二萬五千裡歷盡艱辛的光輝業績，無不耳熟能詳。將上山下鄉比作又一次長征，增強了青年學生上山下鄉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堅定了他們經受艱苦環境考驗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念，使他們有理由相信，這是繼紅衛兵運動之後，又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九名同伴啟程離京。臨行前，他們曾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上千人的歡送隊伍前，向著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毛澤東像莊嚴宣誓。誓詞說：“為了毛澤東思想赤遍全球的偉大事業，上刀山，下火海，我們心甘情願！”“我們遵照您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偉大指示，邁出了第一步，我們將循著這條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頭！”曲折十人在掀開上山下鄉歷史嶄新一頁的同時，還創造了這種獨特的政治儀式。如果不是有過親身經歷的知識青年，未必能夠理解在一篇由頌譽之辭和豪言壯語編織的誓文中，會凝聚著那麼多虔誠、真摯、聖潔的情感，那麼強的自信與盲從。從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農村和邊疆以前，都必須到天安門廣場上舉行這樣一場儀式。

曲折等人動身前往內蒙古牧區時，聲勢造得很大，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