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更廣泛、更深入的全面批判，所謂“反動的招生路線”，“封、資、修的教學內容”，“束縛學生思想的教學方法”，“冗長的舊學制”均在掃蕩之列。

1966年下半年，當紅衛兵運動正處在“破四舊”、“大串聯”的如火如荼階段時，已有一些“老三屆”學生在意識到原先考大學、當專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後，更熱衷於腳踏實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於“###”前學校教育的大量灌輸，這條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對他們並不陌生，那就是“與工農相結合”。他們從一踏入中學校門起就經常被組織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大約在1965年以後，許多中學在每個學期都要組織一次下鄉勞動，時間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時，積極開展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宣傳，尤其是電影《軍墾戰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知青先進典型，給予“老三屆”學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朝著這個方面進行探索。

“###”初期學校停課，“奪權造反”熱火朝天，中學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動自由。應該看到，在當時捲入“大串聯”的學生中，目的並不相同，有的是熱衷於到各處參加運動，“煽風點火”；有的乘機免費旅遊，寄情於青山綠水之間；還有一些學生，真誠地想利用這一機會，摸索與工農相結合的途徑。

探索的方式多種多樣。有些人的興趣是在鄉下從事社會調查，有的則嘗試創辦像毛澤東青年時代那樣的自修大學和農###動講習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識青年自發組織的湖南共產主義戰校將校址設在澧縣七里湖農場。戰校的《宣言》聲稱：這是一所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以抗大和解放軍為榜樣，面向工農，培養共產主義戰士的新型學校。

透過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批判，許多“老三屆”學生對17年教育制度產生很大反感，希望儘快投身於農村、邊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過程中真正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紅衛兵發起組織了紅衛兵農墾戰鬥團，曾與長期在廣東省擔任領導職務、“###”初調赴中央工作的陶鑄聯絡到海南島去。在此前後，幾批北京紅衛兵自發前往雲南、河南、東北等地的農場和農村。還有些學生，把“###”前的下鄉知識青年，當成了社會調查物件。如北京一所中學的學生曾數次到河北省寶坻縣（今屬天津市）去訪問邢燕子和侯雋，並與那裡的下鄉知識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時期。有的學生在深入到河北易縣等老革命根據地時，對當地的插隊知青產生了興趣，便進行了調查並寫出調查報告。還有些學生更直截了當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學生利用“大串聯”機會前往新疆，要求留在當地參加軍墾；有些學生串聯途經某個山鄉，便不想再回學校，要求留在那裡與農民一起“戰天鬥地”，如後來被廣為宣傳的北京長辛店中學的蔡立堅，就是串聯路過山西一個小山村時決心留下務農的。雖然不久就被學校召回，但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潮湧起之初，她到底還是返回到那裡。首批到雲南西雙版納安家落戶的北京知識青年，也曾有過到該處串聯的經歷。

第一聲號角（3）

（二）“飛向草原的雄鷹”

在再度掀起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充當了開路先鋒的北京25中學生曲折等人，實際上就是上述那些熱情、單純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們也曾想創辦紅衛兵大學，進行有關教育革命的嘗試，後來學習了毛澤東有關青年運動的論述後，認為：學生的階級屬性是沒有進行徹底思想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必須實現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於是申請到條件艱苦的內蒙古牧區插隊。為此，當時的《紅衛兵報》把他們譽為“飛向草原的雄鷹”。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這一步，是與當時所處的特殊地位分不開的。“###”爆發，曲折帶頭成立了全校第一個學生造反組織“東風”。不久，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人決定派工作組進入各校，以期穩定日趨###的局勢。在各個中學，數目不詳的一批應屆高中生被工作組打成了“反黨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學李冬民（後來的北京市中學紅代會主要負責人）也在其內。他們在校內被批鬥達四十餘天。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嚴厲指責派工作組的做法，指出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即，全國形勢陡然一變。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掃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則從天而降。這段起伏跌宕的經歷無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戰友對毛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