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只能企盼於“上面”的眷顧，即靠得到中央的注意和中央釋出檔案。而中央即使對於解決這一問題的決心再大，做法再嚴厲，說到底也只不過是一陣風。大風颳過，依然故我，這已是多年來幹部群眾都習以為常的我國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現象。結果便是知青的狀況，始終未能得到根本的改變，“###”期間這類問題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直至中央不得不採取將幾名罪大惡極者處以極刑以平民憤的方式，卻仍然無法杜絕，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四清”運動的開展，使知青在農村的處境進一步惡化了。

1963年5月###中央印發《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在全國掀起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年後的1964年9月，中央又釋出有關這次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即“後十條”，規定這次運動要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就是在農村引起巨大震盪的“四清”運動，下鄉知識青年也受到這場運動的深刻影響。許多工作組將農村中組織階級隊伍等一系列做法運用到知青身上，結果，第一是使一部分青年被作為運動的依靠物件，參與了對當地幹部的鬥爭和衝擊，惡化了與幹部與社員的關係，甚至到了難以在當地立足的地步；第二是使相當多出身不好或有一些不良習慣的知青，被當作階級敵人和被整頓清理的物件，遭到打擊；第三，它也使知青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甚至惡化了。

我們這裡引幾個當年四川知青的回憶為例：

1964年4月從成都下到四川省會理縣鹿廠公社的知青回憶說，當年收完大春後，縣裡來了知青整頓工作組，把鹿廠公社209個知青統統集中在公社進行整頓。七整八整，有個14歲的小知青被整得魂飛魄散，哭著交代了曾偷砍生產隊的包穀稈吃，還偷蓋公章私自開條子到公社割肉吃的“罪行”，然後在身上一無錢、二無糧的情況下，橫越大渡河，豎攀萬叢山，歷時一個月，硬是一步一拖回了成都黃新生：《楊瓜娃兒》，《知青檔案》，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工作組還將知青按照出身不同劃成三六九等，1964年從四川合州下鄉的知青回憶說：

知青農場辦起沒到一年，便駐進了四清工作組。於是，農場一百幾十號知青頓時分了等級，紅五類子女、黑五類子女立馬有了區分，對紅、黑兩類出身的知青召開了內容及形式都不同的會。

工作組長是位湖北佬，復員軍官，說起話來聲震屋瓦。他的口頭禪是“槍打出頭鳥”，每說此話時，二目放光如手電筒般四射，使人心驚膽寒。依了這位工作組長的分等劃類，我們農場裡便有了一個應予誅滅的黑幫，這個黑幫由27名黑五類子女構成，為首者便是其父解放前曾任西南長官公署秘書長的何姓知青，被定為農場最大之黑堡壘，由工作組長組織知青圍而攻之。戴克學：《老知青###讀書夢》，《龍門陣》，1993年第4期。

更有甚者，1963年10月，曾有300多名成都知識青年到雲、貴、川三省交界處的敘永縣後山茶場落戶，一年以後，省、地、縣三級的“四清”工作組進駐茶場，不知出於什麼背景和動機，便將這批大的十七八歲，小的十四五歲的知青“娃娃”當成了妄圖變天的階級敵人：

縣委工作組長，一位姓王的局長有一次對二隊的同學們訓話，竟說：“不怕你們這些成都娃娃，你們休想變天！我們有監獄、警察、軍隊，還有飛機、坦克、大炮。”接著，背靠背的揭發、檢舉、批判會陸續開始了。

很長很長時間我弄不明白，為什麼會動用那麼多人，無緣無故地來對付這幾百名種茶的少年，扼殺他們青春的夢想，把他們之中的數十人，直接投入罪犯和賤民的地位，飽受人格的屈辱，喪失青春、幸福、健康，乃至生命。而誰都知道，確定不移地知道，這些人是無罪的！餘下的兩百多人，無疑也飽受驚嚇，緊接著又帶著受傷的心靈，接受了隨之而來的“###”的洗禮周永嚴：《下鄉週年祭》，《知青檔案》，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　想看書來

回鄉知青的處境（1）

與城市知識青年一樣受過學校教育，然後一樣上山下鄉的農村青年，也就是“回鄉知青”，人數始終多於城市知青。雖然他們並未被國家劃入安置工作的範圍之內，對於動員他們回鄉，在經過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長期工作以後，也幾乎不再成為問題。但他們回鄉後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和困惑，從性質上說，與城市青年是一樣的。這裡之所以將他們專門列為一節，是因為對他們來說，也存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