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亞當？斯密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富人做出了這樣的辯護：

“無論富人多麼天性自私，多麼貪婪成性，儘管他們的唯一目的是為了自己撈取便利，剝削成千上萬的工人們的勞動所得去滿足他們所謂的虛榮，填充他們的私慾，但實際的結果是，富人和窮人共同分享了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好處。似乎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致一個並非富人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

這種理論發展到19世紀，更激變為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似乎作為生活林莽中猛虎的富人吞噬窮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甚至連善行都成了違背社會生物進化法則的壞事（赫伯特？斯賓塞）。這種廣受*主義者批判的觀點，在今天愈演愈烈，最終形成了這樣的概念：

在我們這個崇拜成功和精英的社會中，經濟的窮困和社會地位的低下緊密相連，這不僅僅是人的痛苦，而且貧困和默默無聞本身，就是一種恥辱。

在無盡慾望的驅使下，我們渴望成功，我們渴望成為名人、富人，渴望受到尊敬，於是就產生了無盡的焦慮，上演了無數出讓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和笑劇。

有時候，僅僅是不多的時候，我們會想起啟蒙哲學家盧梭的教誨：財富和地位不僅僅是佔有物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而是擁有我們渴望擁有的東西和感情。

這是因為，相對於人類的慾望而言，從來沒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才有“慾壑難填”這個成語。如果我們能夠滿足我們現時的擁有，就會無視我們物質的匱乏，變成精神上的富翁。

盧梭這種曾經讓我們感動的思想，現在看上去，是那麼的阿Q精神，那麼具有“自我氣魄”的可笑性質。

在今天這個商品高度發達的社會，琳琅滿目的奢侈品和千奇百怪的念頭激發了我們無盡的慾望，讓我們總是感到自己越來越窮，地位越來越低，受到的尊敬越來越少。在生活政治的食物鏈中，我們總想當那條最大的“魚”。

義大利陰謀家馬基雅維利的話聽上去讓人肝兒顫，但最為我們時代的精英奉為成功指引的不二法門：

“被人害怕，遠比被人愛戴安全。愛戴，受感恩紐帶的維繫，但因為人總是極端自私，因此只要人們一有利己的機會，就會打破這種溫情脈脈的紐帶。但是，害怕，建立在對懲罰的恐懼上，面對懲罰的恐懼，永遠是有效的！”

在這樣的生活原則指引下，我們發現，當今的成功人士和社會精英中，越來越多的人不過是鞠躬和微笑搶錢的“強盜富翁”。

確實，我們戰戰兢兢的、努力掙扎的生活政治，自始至終都脫離不開“內在的自我”，也就是一種充滿了渴望的個體認同。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種自我的個體認同，不再是一種形式的道德，而是對傳統倫理的反叛和拒絕。這種內在自我滿足感，脫離了對他人的關注，全然瓦解了道德的意義，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吉登斯（Giddens）所言：

“考慮到傳統的崩潰，‘我會成為什麼’，必將會和‘我該怎樣生活’交織在一起。”

異化時代的勢利群氓心態

發達工業文明帶來的最大的副產品，就是它不合理的合理性。在這個時代，浪費成為一種行為方式，破壞和摧毀成為生產的動力。人們，似乎都在為了消費而生活。豪宅、高階轎車、奢侈品、大而無當的廚房用具，似乎都成為人們生活的追求和動力。顯而易見的是，在這樣的時代，社會已經無法完全控制個人，個人對社會的反作用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刻。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領頭人，馬爾庫塞是現代研究社會心理問題的一代宗師。他所概括出的“單向度的人”，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某種象徵之一。

所謂“單向度的人”，即是指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喪失了否定和批判能力的人。這樣的人，沉溺於物質的舒適，不會去思考如何超越和改變自己的生活。因為，當代社會，發達的科技和工業，使得某種新型極權社會得以產生，人們心中固有的反抗、否定、批判的能力，在這樣的社會中幾乎完全被壓制，社會，也自然成為“單向度”的社會。

從某種表面的現象看，無論是美國的黑人、東莞的工廠主、英國的金融家，還是曼谷的白領階層，似乎都能擁有類似的生活，都能享受到汽車的便利，都能去“別處”去看風景旅遊。乍看上去，昔日的高層文化和底層文化的分界線幾乎全部泯除——所有這些，都要拜技術的進步和物質的極大豐富所賜。人們的全部私人空間，都被電視、電腦、電臺、電影以及各種媒體軟性地強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