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候，看著他登上去美國的飛機，我心中總是湧現出一種深沉的憐惜。

我的崇洋媚外勢利病，就是這樣被我的老同學、老朋友們治癒的。

當下人們之間的往來話語，全部含混不清，甚至溝通的語言都陷入混亂迷茫中，昔日那種心靈之間的充盈的快樂，早已遭到無情地拋棄，人們相互間基本的理解都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在這樣一個無法避免的解體過程中，無論是友情、親情抑或愛情，都在異化中朦朧不清。

“精英崇拜”社會的勢利病（1）

從宏觀角度觀察，當代社會的勢利與昔日社會的勢利有著涇渭分明的區別。

最早對人性中勢利因素做出歷史性判斷的，當屬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1835年出版的《論美國的*》一書中，他這樣寫道：

“由皇室和貴族統治的國家儘管有其缺點，但在那樣的社會里也有一些樂趣，是現代人難以想見的。由於從來沒有構想過另一種社會形式，每個人僅僅瞭解他自己的身份，而從來沒有想過還會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產生和自己的上級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時的人們不會對自己的權利有任何懷疑……他們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們只能接受……儘管不同階層人民中間的命運如此迥異，但各個階層之間並無惡意。”

所以，在那樣的社會中，底層人民和各個階層的人都能享受一種安天樂命的寧靜感覺，很少有改變自身命運的焦躁感和緊迫感。

正是所謂“*”的潮流興起後，輿論突變，平等的概念風起雲湧，即使最底層的人，也相信自己有朝一日會爬上社會金字塔的頂尖，能成為億萬富翁、大將軍或者大總統。這種盲目的樂觀和過高的期望帶來的一個負面後果，就是讓人群中不斷產生對於他人高於自己而發的嫉妒和仇恨，進而使得人們變得沮喪和消沉，產生對自我身份的無比焦慮。

從中國的歷史來講，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社會其實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昔日帝王成黔首，城頭變化大王旗。從此，先前安貧樂道的平民階層開始莫名的躁動：既然土匪頭子們都能割據一方，我們為什麼不能爭取富貴！1949年後，“當家做主”的呼聲一天高過一天，整個社會的秩序全然改觀。在20世紀火紅的60年代，“*”的巨大浪潮，把先前殘留的所有等級區別一蕩而盡：教授變成了“臭老九”去掃廁所，幹部變成了“當權派”被押到臺上侮辱批鬥，從前的所有“高階人物”都要坦白認罪，身份和權力成為了“原罪”，連喇嘛、和尚、道士也被剝奪了他們傳統的宗教外衣，淪為新時代的“賤民”。也正是在那個不破不立的年代，貴族、特權、等級以及所有曾經在中國社會發生過正面效應的溫情脈脈的因素，皆被掃蕩無遺。

社會等級和階級的藩籬，從那時起全部被拆毀了。從理論上說，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其實這也埋下了一個禍根：所有底層的人或者從事底層勞動的人，都再不會安於他的本來身份。在追求平等過程中，日漸產生了駭人聽聞的不平等。

在全然商品化的年代，這種地位和身份的焦慮，最終達到病態的地步。如果聽到哪個同學如今的官職比自己高一級或者或者哪個兒時的玩伴每年比自己多掙幾萬塊錢，人們往往心如刀絞，在道賀和佩服聲中，暗暗湧起濃濃的胃酸。

正是群體的比照，讓我們失去了往日心態的寧和，增加了其實莫須有的不幸感，焦慮、憤恨、猜忌、煩惱、仇恨，接踵而來。特別是“唯物”的教育告訴我們，人只有今世，“來世”乃宗教的鴉片。在這樣只有“今天”的生命中，人生苦短，如白駒過隙，一定要及時行樂——如此，又有誰能不躁動呢？

正是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下，才有了我的老友明亞仁兄那種拜墓的舉動，才有了我對我老梅家尋根溯源的衝動——無他，既然我們在這個崇拜精英的社會不能招人羨慕，總要找些自我安慰的東西。

“精英崇拜”社會的勢利病（2）

因為，在蓋茨、潘石屹、王石、馮侖等等自我奮鬥、發家致富的書到處熱銷的時代（機場的售書點就是個最典型的群氓勢利展銷臺），人們對財富的渴望和對這些精英人物的崇拜，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狂熱地步。

當然，最早把奢侈和財富兩個概念加上正面光環的，是繼曼德維爾和休謨之後的亞當？斯密。在斯密之前，基督教的道德，是“富人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而我們東方的儒教道德，也很簡潔：“為仁不富矣，為富不仁矣”。而恰恰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