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我在內，我們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這“勒令”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封建的手段（“四人幫”販賣的全是封建的土產）。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的眼睛應該睜大了，應該是真正“雪亮”的了。即使過去的許多“看牛人”現在還在各處活動，好像在等待什麼，但只要我們不再走進“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會有變人為獸的魔法。沒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問題在於我們要嚴肅地對待自己，我們要尊重自己。能做到這樣，就用不著害怕什麼了。我那位決心“不再進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對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來探病，我繼續同他交談。

他坐下來就問：“你現在還怕給人揪去割尾巴嗎？”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說：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遊戲，大家卻這樣給擺弄了這麼些年。多大的浪費！前不久我還在一份文學刊物上讀到一篇小說《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五個可愛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繩子上，她們還以為自己看見了天堂。想著這些純潔的少女，我很難過，她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各種各樣的人都成了這場‘文字遊戲’的受害者。以反對知識開始的這場‘大革命’證明了一件事情：消滅知識不過是讓大家靠一根繩子走進天堂。辦得到嗎？——”

我不等到他講完，便插嘴問：“那麼衙內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嗎？你上次這樣說過。”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還是這樣看。你應該記得那年我們在奉賢五·七幹校，一起靠邊的老王幾次請假回家處理兒子的事情。他們夫婦在兩個幹校學習、勞動，不得不把九歲的小孩留在家裡，鄰居也無法照顧，孩子開始落到小流氓手中，聽流氓的話幹起壞事來。老王夫婦最後只好把兒子送到寧波阿姨家中，請她代管。這一類的事當時的確不少。不讓父母管孩子，又沒有老師來管他們，他們怎麼能躲開流氓呢？沒有辦法的人就只好丟下兒女讓流氓去擺弄了。那些衙內在父母被當做‘走資派’或者‘叛徒’隔離審查、挨批斗的時候，也曾落進流氓手中受過‘教育’，用各種方法給培養成一批現代的衙內。在今天的電視劇、故事片裡面，你也會看到類似這樣的鏡頭。你記不記得他們當初鼓動年輕學生抄家、打人、強佔房屋、設司令部，你家裡樓下住房不是也給佔去了嗎？六六年有個時期剛剛傳說不讓學生到處破四舊，張春橋馬上發表談話要學生繼續上街，晚上許多人家又遭了殃。你還記得嗎？”

“我怎麼不記得，”我說，“那天晚上幾個中學生翻牆進來，帶頭的一個不過十四五歲，是從北京來的幹部子弟，就是他用銅頭皮帶打傷了蕭珊的眼睛。他們鬧了幾個小時，最後把我和蕭珊，還有我兩個妹妹，還有我二十一歲的女兒全關在廁所裡面。他們隨意搬走了一些東西。廁所的門並未上鎖，可是他們走後半個多小時，我們還不敢開門出去。第二天早晨蕭珊向機關報告了，沒有用。學生照樣地來，亂翻亂拿。不過衣櫥、書架都由機關貼上了封條，還沒有人動過。大約過了一年多，機關要我們全家搬到樓下去，把樓上的房間封起來。接著大學生又‘進駐’了我們機關。他們最初進來的時候，我們這些‘牛’都被叫去審問，大家跪在大廳裡，還有人給打掉了牙齒。這機關就是當時的作協分會，作家們在這裡被當做‘牛’受盡折磨，真是莫大的諷刺！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那天審問結束，一個造反派頭頭把我們叫到草地上去訓話。我們受了侮辱以後，又捱罵，卻沒有人敢哼一聲。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機關，同路回家，我對他說了一句：‘你要保重啊。’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說，我怎麼保重！？’這天他生病在家，開會時特地把他找了來，他還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開會。這個時候我已經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我也不完全相信‘畫地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聽話。我也明白自己已經完全解除了武裝，現在只好任人擺佈了。我有滿腦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寶：透過受苦淨化心靈，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淨化心靈嗎？無論如何，我們要活下去　——”

紀念（2）

朋友打斷了我的話，他說：“你是不是想說‘堅持就是勝利？’我們大家都這樣說過，只有堅持下來的人才見到了今天。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輕人，他們經了風雨，見了世面，升上來又給打下去。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兒子到安徽插隊落戶，我去車站送他，車上擠滿了年輕人，火車開動的時候，孩子們一片哭聲。為什麼不讓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