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牽引”撤銷後我在病房裡一天的生活。當然，護士每天來鋪床送藥；醫生來查病房，鼓勵我自己鍛鍊，因為我年近八十，對我要求不嚴格，我又有惰性，就採取自由化態度，效果並不好。醫生忙，看見我不需要什麼，在病房裡耽擱的時間越來越短，也不常來查病房，因此我兒子斷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這段時期，我已經部分地解決了失眠的問題。每晚我服兩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時，兒子的想法又幫助我放寬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緊了。情緒又逐漸好起來。不過偶爾也會產生一點疑惑：這樣出院，怎樣生活、怎樣活動呢？但是朋友們不斷地安慰我，醫生也不斷地安慰我：“你的進步是已經很快的了。”大家都這樣說，我也開始這樣相信。

就這樣病房裡的日子更加好過了。

只有一件事使我苦惱：不論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無法看書，看不進去，連報紙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經常有一盞天花板上的大電燈。我甚至把這個習慣帶回家中。

因為我“不能”看報、看信，所以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進醫院時，只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興興地遊過四川，又兩去西安，身心都不錯，說是“練了氣功”，得益非小。我也相信這類傳說。萬想不到半個月後，就在這個月二十四日他離開了人世。噩耗沒有能傳到病房，孩子們封鎖了訊息，他們以為我受不住這樣的打擊。我一無所知，幾個月中間，我從未把健吾同“死”字連在一起。有一本新作出版，我還躺在病床上寫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後來有一次柯靈來探病，他談起健吾，問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我說知道，他去四川跑過不少地方。柯靈又說：“他這樣去得還是幸福。”我說：“他得力於氣功。”柯靈感到奇怪，還要談下去，我女兒打斷了他的話，偷偷告訴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訊。我一直以為他活得健康，又過若干時候，一個朋友從北京回來忽然講起健吾的沒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我責備我女兒，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講起來，他們那輩人、連長他們一輩的我的兄弟都擔心我受不了這個打擊，相信“封鎖訊息”，不說不聽，就可以使我得到保護。這種想法未免有點自私。

再過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兒維音來上海出差，到醫院看我。幾年前我還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時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給我帶來人民幣五百元，那是汝龍送的款子。汝龍後來在信上說是健吾的主意。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兒也出差來上海，帶給我健吾的三百元贈款。在我困難的時候，朋友們默默地送來幫助。在病房中重見維音，我帶眼淚結結巴巴地講她父親“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動。曹禺也在病房，他不瞭解我的心情，卻擔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這樣。聽維音談她父親的最後情況，我才知道他在沙發上休息時永閉眼睛，似乎並無痛苦，其實他在去世前一兩天已經感到不舒服。維音曾“開後門”陪著父親到兩家醫院，請專科醫生檢查。他們都輕易斷定心臟沒有問題。病人也無話可說，回到家裡一天以後就跟親人永別。

維音講起來很痛苦，我聽起來很痛苦，但是我多麼需要知道這一切啊！曹禺怕我動了感情，會發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擔心我支援不下去，他聽說維音還要去看健吾的另一個老友陳西禾（住在二樓內科病房），便藉口探病的時間快結束，催她趕快下樓。維音沒有能把話講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離開我。

病中（二）（2）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首先我對維音感到抱歉，沒有讓她講完她心裡的話。關於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對我毫無私心，真正把我當做忠實朋友看待的。現在我仰臥在床上，寫字吃力，看報困難，關於他，我能夠寫些什麼呢？他五十幾年的工作積累、文學成就，人所共睹。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他的家裡，他要我給他的《劇作選》題封面，我說我的字寫得壞，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寫，我堅決不肯，他說：“你當初為什麼要把它們介紹給讀者呢？”我們兩人都不再講話。最後還是我讓了步，答應了他，他才高興。現在回想起來，我多麼後悔，為什麼為這點小事同他爭論呢？

我想起了汝龍的一封信，這是我在病中讀過幾遍的少數幾封信中的一封。信裡有這樣一段令人難忘的話：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我們左鄰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氣十分緊張，不料有一天他來了。那時我一家人擠在兩間小屋裡，很狼狽。他從提包裡拿出一個小包，說，“這是二百元，你留著過日子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