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輕時候思想偏激，曾經主張燒燬所有的線裝書。今天回想起來實在可笑。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要是丟掉它過去長期積累起來的光輝燦爛的文化珍寶，靠簡單化、拼音化來創造新的文明是不會有什麼成果的。我記起了某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見我的時候說過：“單是會拼音，單是會認字，也還是文盲。”他的話值得我們深思。有人以為廢除漢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幾天功夫學會字母就能看書寫信，可以解決一切。其實他不過同祖宗劃清了界限，成為一個沒有文化的文盲而已。

我還有一個理由。我們是個多民族、多方言、十億人口的大國，把我們大家緊密團結起來的就是漢字。我至今還保留著一個深的印象。一九二七年我去法國，在西貢　—　堤岸的小火車上遇見一位華僑教師，我們用漢字筆談交了朋友，船在西貢停了三天，他陪我上岸玩了三天。今天回想起來，要是沒有漢字，我們兩個中國人就無法互相瞭解。

我還要講一件事。《真話集》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我接到樣書，就拿了一冊送給小外孫女端端，因為裡面有關於她的文章。沒有想到這書是用繁體字排印的，好些字端端不認識，拿著書讀不下去。這使我想起一個問題，香港同胞使用的漢字大陸上的孩子看不懂，簡化字用得越多，我們同港澳同胞、同臺灣同胞在文字上的差距越大。因此搞漢字簡化必須慎重。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忘記漢字是團結全國人民的重要工具。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講的只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是我跟漢字打了七十幾年的交道，我也有發言權。我從小背誦唐詩、宋詞、元曲等等不下數百篇，至今還記得大半。深印在腦子裡、為人們喜愛的東西是任何命令所廢不掉的。

我不會再說燒掉線裝書的蠢話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講過的話。語言文字只要是屬於活的民族，它總是要不斷發展，變得複雜，變得豐富，目的是為了更準確、更優美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決不會越來越簡化，只是為了使它變為簡單易學。

我們有的是吃“大鍋飯”的人，有的是打“撲克”和開無軌電車的時間。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學漢語漢字並不比學歐美語言文字困難。西方人學習漢語漢字的一天天多起來，許多人想透過現代文學的渠道瞭解我們國家。我們的文學受到尊重，我們的文字受到重視。它們是屬於人類的，誰也毀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別的人。

以上的話，可以作為我給丸谷先生的回信的補充。

七月九日

病中（二）（1）

在病房裡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夢，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夢，把“牽引架”當做邪惡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兒子、女婿或者親戚，要他們毀掉它或者把它搬開，我自己沒有力量“拿著長矛”跟“牽引架”決鬥，只好求助於他們。怪夢起不了作用，我規規矩矩地在牽引架上給拴了整整兩個月。

這以後牽引架給撤銷了。夢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來了。我這人也有點古怪，左腿給拴在架上時，雖然連做夢也要跟牽引架鬥，可是我卻把希望和信心放在這個“最保守、最保險”的治療方法上，我很樂觀。等到架子自動地搬走，孩子買了蛋糕來為我慶祝之後，希望逐漸變成了疑惑，我開始了胡思亂想，越想越複雜，越想越亂，對所謂“最保險”也有了自己的解釋：只要摔斷的骨頭長好，能夠活下去，讓八十歲的人平安地度過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輪椅活動，已經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這個解釋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辯論，我反駁自己，最後我感到了疲倦，就望著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裡有一盞檯燈整夜開著放在地板上。兩個月“牽引”的結果使我的腦袋幾乎不能轉動，躺在床上習慣於仰望一個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著天明。六點以後醫院開始活動起來。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飯，服了藥。我不由己地閉上了眼睛，動了一整夜的腦筋，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著呼嚕睡了一陣之後，再睜開眼，接班的人來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裡的事，可以向他問話，要他讀信給我聽。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兒和侄女。她們兩個在兩點鐘護士量過體溫後給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寫信，陪我見客，在我講話吃力的時候代我答話，送走索稿和要求題詞、題字的人。她們照料我吃過晚飯，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來才離開病房。不知怎樣，看見她們離開，我總感到依依不捨。大概是因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來了。

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