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代表大會。開始，聯合國只有50個成員國（絕大部分是歐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後來逐漸發展成一個擁有一百多個國家的組織，其中許多新成員國來自亞洲和非洲。這並沒使大國的行動受到制約，因為它們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這一權力是在謹慎的斯大林的堅持下確定的）。但是，這卻意味著，如果任何一個超級大國希望得到“世界輿論”的支援（如美國1950年要求聯合國支援南朝鮮），它就必須得到其他本來不贊成華盛頓和莫斯科的觀點的聯合國成員國的支援。由於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非殖民化在國際事務中占主導地位，由於蘇聯人巧妙地支援的結束“經濟落後”的呼聲越來越高，第三世界的輿論具有濃厚的反西方色彩。這從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及其以後的越南問題、拉美問題、南非問題和中東戰爭中都可看出。即使在不結盟國家最高階會議上，對反殖民主義問題也被日益重視。這些會議的召開地點（1961年在貝爾格萊德，1964年在開羅，1970年在盧薩卡）也說明，人們關注的許多問題已不在歐洲。世界政治的控制權已不完全掌握在擁有最大軍事、經濟力量國家的手中。

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19）

不結盟運動最著名的創始人是鐵托、納塞爾和尼赫魯。令人吃驚的是，南斯拉夫與斯大林決裂（早在1948年，南斯拉夫即被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未導致俄國入侵，並保持了國家的獨立。斯大林死後，鐵托更堅定地執行不結盟政策，第一次最高階不結盟會議在貝爾格萊德召開就說明了這一點。納塞爾是1956年與英國、法國、以色列發生衝突後才聞名於阿拉伯世界的。他經常尖銳地批評西方帝國主義，願意接受蘇聯的援助，但並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因為他對本國共產黨的態度很壞，並於1959—1961年利用電臺、報紙掀起了一場強大的反蘇運動。泛阿拉伯主義，特別是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與無神論的唯物主義沒有天然的聯絡，儘管當地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試圖使兩者融為一體。印度是“溫和的”不結盟國家的象徵性代表。它經常得到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在中印戰爭和印巴戰爭後得到的更多。但這並不能阻止尼赫魯在其他許多問題上批評蘇聯，對印度共產黨採取不信任態度，尼赫魯對英國的蘇伊士運河政策的譴責，出於他不喜歡任何大國干涉他國內部事務的態度。

這些年來，許多新獨立的國家進入了國際社會。俄國急於使它們背離西方站到自己一邊，卻又不很瞭解它們的具體情況。這就意味著，它在外交上有所“得”的同時，必有所“失”。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國，這在以後將有詳述，但也有許多其他事例。1958年，俄國在伊拉克政權更迭之後，當上了這個阿拉伯國家的友邦，並對其提供貸款。4年之後，伊拉克復興黨領導的政變卻導致了對伊拉克共產黨的殘酷鎮壓。莫斯科不斷向印度提供援助，不可避免地會觸怒巴基斯坦。俄國沒辦法既使印度高興，又不失去巴基斯坦。在緬甸，俄國人開始很受歡迎。但後來該國驅逐所有外國人時，也把他們趕了出去。在印度尼西亞，情況更糟。蘇加諾得到大量俄國和東歐的援助後，於1963年背叛莫斯科投向北京的懷抱。兩年以後，印度尼西亞軍隊又極其殘忍地屠殺了大量共產黨人。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1961年將蘇聯大使遣送回國，因為他與當地的一次罷工有牽連。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杜爾拒不讓蘇聯飛機在蘇聯人幫助擴建的科納克里機場加油。在1960年的剛果危機中，俄國對盧蒙巴的支援使這位剛果人民領袖的前途蒙上了陰影。後來，盧蒙巴的繼任者蒙博託關閉了蘇聯使館。1972年，薩達特將萬名俄國顧問趕出埃及。這是蘇聯遭受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挫折，也是對莫斯科的一次重大打擊。

因此，第三世界與“前兩個世界”的關係是極其複雜、不斷變化的。毫無疑問，必定會有一些國家和地區長期親美（如以色列、臺灣），另一些國家長期親蘇（如古巴、安哥拉），因為它們感到有鄰國的威脅；一些國家以鐵托的南斯拉夫為榜樣真正奉行不結盟政策，而還有一些國家在比較多地依靠一個集團的同時（因為這一集團向它們提供援助），堅定地保持適度的獨立。最後一點是，第三世界不斷髮生的革命、內戰、政權更迭和邊界衝突，經常使莫斯科和華盛頓不知所措。在塞普勒斯、歐加登、印巴邊界和柬埔寨等地發生的地區性爭端，也使超級大國左右為難，因為爭端雙方向不同的集團尋求援助。俄國和美國像從前的大國一樣，也必須面臨這樣一個鐵的事實——它們的“拯救世界”的理論不會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