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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2月，蘇聯與印度簽訂貿易協定（這與尼克松副總統訪問新德里不謀而合）；1955年幫助建設比萊鋼廠，並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向外擴張”伊始，蘇聯就與第三世界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印度）建立了聯絡，這不僅使中國人和美國人感到不快，對參加巴格達條約的巴基斯坦也是一種懲罰。幾乎與此同時（1955—1956年），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開始向埃及提供援助，取代美國為建設“阿斯旺水壩”提供資金。伊拉克、阿富汗和北葉門得到了蘇聯的貸款。迦納、馬裡、幾內亞等非洲堅決反帝的國家也得到了莫斯科的幫助。1960年，蘇聯與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這雖然使蘇聯在對外政策上在拉丁美洲獲得了重大突破，但也與被激怒的美國人結下了不解之怨，赫魯曉夫下臺並沒有改變蘇聯的一套做法：首先大張旗鼓地進行反帝宣傳，然後便與新獨立的國家簽訂“友好條約”，向它們提供貿易貸款和軍事顧問等。在中東，俄國還可從美國支援以色列中得到好處（例如，莫斯科於20世紀60年代增加了對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的援助）。另外，對北越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也擴大了俄國的影響。就是對遙遠的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莫斯科也聲稱有義務進行幫助。在爭取擴大世界影響方面，現在的蘇聯同過分謹慎的斯大林相比已經走得很遠。

華盛頓和莫斯科為了把世界各國爭取到自己一邊展開了激烈競爭，為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競相向國外提供援助、貸款和武器維修專家。這就說明在國際事務中，任何大事離開了美蘇這兩個對立的超級大國就無法解決的兩極世界的確已經來臨了嗎？在杜勒斯和莫洛托夫看來，當時的世界的確如此。但是，即使在美蘇兩大集團爭奪世界霸權之際，我們也可以看到，在1941年［4］美蘇都未關注的地區有一種全新的發展趨勢。此時，第三世界剛剛出現。它的許多成員，在終於擺脫了傳統歐洲帝國的統治之後，不願再淪為與自己相距甚遠的那個超級大國的衛星國，雖然它可提供有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事實上，人們看到的是，20世紀強權政治中出現的重要動向之一——超級大國的崛起，開始與另一個新動向——全球性的政治分化發生聯絡。在1900年前後達爾文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潮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環境中，人們想到和看到的是，世界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的首都。然而，西方帝國主義的驕橫和狂妄卻種下了導致自身毀滅的種子。塞西爾·羅德斯、泛斯拉夫主義者和奧匈帝國軍界大肆宣揚民族主義，在布林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和芬蘭人中造成了深刻影響。作為德國、義大利統一和1914年協約國決定援助比利時的理論依據的民族自決論，很快向東向南傳播到埃及、印度和印度###。由於英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於1918年打敗了德、奧、匈三國，並於1919年挫敗了威爾遜關於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計劃，民族主義行動只在部分地區得到鼓勵。有些人認為，對東歐各國可賦予民族自治權，因為它們是歐洲“文明”國家；而不能把這種原則擴大到中東、非洲和亞洲各國。在非洲和亞洲等地區，帝國主義列強擁有大量殖民地，經常鎮壓民族獨立運動。1941年後西方強國在遠東利益的喪失，隨著戰爭的發展附屬國進行經濟動員和徵召新兵，大西洋憲章所造成的思想影響，以及歐洲各國的衰落，所有這些因素釋放出來的能量都推動了第三世界（20世紀50年代才有這一術語）的發展變化。

第三世界國家是指堅持留在美蘇控制的兩個集團以外的國家。但這並不是說，所有參加1955年4月萬隆會議的國家與兩個超級大國都沒有任何聯絡，對它們都不承擔任何義務。例如，土耳其、中國、日本和菲律賓都參加了萬隆會議，但把它們稱做“不結盟”國家就不合適。另一方面，它們都主張加快非殖民化的程序，都要求聯合國重視冷戰以外的問題，都要求採取措施改變仍由白人統治的世界經濟秩序。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上發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這使大量新獨立的國家加入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這些新獨立的國家曾遭受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外國奴役，獨立後又面臨大量經濟問題。第三世界國家的數量激增後，便開始控制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