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有專職的“掌茶（荼）官”了。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更記著這樣的事情：周武王滅商，巴蜀的土著部落將“丹漆茶（荼）蜜”與其他一些土特產品，敬獻給武王，以表達自己的敬愛之心。由此推算，炎黃子孫日常採茶、飲茶，怎麼著也是夏、商乃至更早以前的事情。要不然，周初也就沒有那樣的規格模式了。

自兩漢時起，有關茶的記載就日漸多了。司馬相如的《凡將篇》，說晚茶可以入藥；漢宣帝時的王褒，寫過一篇《童約》，已經說到“武陽買茶（荼）”、“烹茶（荼）盡具”的話。西晉杜育的《荈賦》，就是全寫初秋採茶品茗的專賦；南朝劉宋詩人鮑照的妹妹鮑令暉，也寫過專門的《香茗賦》。茶，已經漸漸融入文人雅士、官宦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隋唐之後，飲茶更由時尚，轉而成了人們須臾不可缺少的事情。正是這種需要，為第一本茶葉專著的出現，提供了豐厚的土壤，陸羽的《茶經》終於應運而生。陸羽也因為這本《茶經》，而成了中國及全世界的茶聖。

皇權的統治，是無孔不入的。哪裡有需要，哪裡就會有利可圖；而哪裡有利可圖，皇家的稅收就會聞風而至。千百年視而不見的酣夢，到唐德宗終於幡然醒悟，開始徵收茶葉稅了。一開始還有些羞首納面，剛下了收稅詔，唐德宗又叫罷了，可不久到底還是開徵了。到唐穆宗、唐武宗，不僅徵稅，更開始榷茶了：和鹽一樣，茶也開始由國家專賣了。

大宋立國，繼承中、晚唐與五代的風範，也實行嚴厲的榷茶制度。但對於大宋，榷茶卻始終是一場噩夢。

大宋在淮南設了十三個山場，在江北設了六個榷貨務——分別設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與蘄口等六個地方，外加京城的一個總榷貨務。十三個山場，除了管理茶葉買賣，還兼管淮南地區園戶——種茶、製茶人家——的茶葉生產。六個榷貨務，則專管茶葉的發賣與運輸。京城的榷貨務，統管全國茶葉的買賣運輸。江南各路也有山場，但與淮南十三場不同，它們只管向茶園戶買茶，買過之後再運到相應的榷貨務去，所以又叫“買茶場”。

與農戶一樣，茶園戶也有稅賦。不同的只是，他們的稅賦得摺合成茶葉交納。交過稅賦的茶葉不準私賣，要全部賣給山場。山場除了壓價收買，還要加耗，通常一百斤要加二十到三十五斤。不為別的，因為官家運輸、儲存、買賣過程中會有損耗。這已經是兩層盤剝，但還不夠。朝廷的茶錢是預先付的，先拿了錢當然得付利息。茶園戶賣茶的時候，要連本帶利全都摺合成茶葉一下付清。而這利息錢，至少總要十分取二。經過這三道盤剝，茶園戶再精，也只有喘氣的份兒了。

商人買茶，得經過山場或榷貨務，不得向茶園戶私買。朝廷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專賺這差價錢，叫做“息錢”或“淨利錢”。此外，任何人要買茶，不管天南地北，得上京城的總榷貨務去交錢。總榷貨務得了錢，根據商人自己的要求，開出茶引——兼作提貨單的證明文引，讓商人自己帶著到相應的榷貨務或山場去提貨。這樣，朝廷就將所有的賣茶收入，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手裡了。自然，又是一個強本弱枝的好辦法。商人提了貨，就可以四下販運了。

這種榷賣制度，利弊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爽爽：總是茶園戶吃虧，小商人吃虧，朝廷與大商人得利。大商人之所以得利，是因為朝廷專賣，實際上也就是大商人專賣。表面看來，人人機會均等，只要你有錢，誰都可以來上一手。可天南海北要到京城去交錢，再天南海北到產茶地去領茶、運茶，不是特有錢有勢的大商人，誰能玩得轉！而所有的弊病，也都是打這兒生出來的。

為了從朝廷與大商人手裡分一點兒殘羹剩飯，茶園戶與小商小販只有揹著官府私下買賣。要私下買賣，按質論價，沒有好茶是不行的。那麼，整個榷賣市場，自然會被這私買私賣攪得一塌糊塗。朝廷要維護榷賣的利益、維護大商人的利益，自然只有加大打擊私買私賣的力度。於是，貓捉老鼠的慘劇，也就只能愈演愈烈了。私買私賣的一方，有時被逼急了，往往不得不來一出武裝販私的鬧劇。而朝廷對於他們，自然也還是老辦法：殺無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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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遺事　第三十七回（2）

如果光是這樣，雖然衝突激烈，倒也還能勉強迴圈運轉。到邊疆吃緊，戰事蜂起，“入中”的怪物一出現，連想這樣玩也沒法兒玩了。

士兵打仗守邊，先要吃喝拉撒。有道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糧草哪兒來呢？平常的儲備，只能供正常使用，緊急情況就無法應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