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了，該存些體面才好。”

仁宗點點頭：“還是丞相寬厚。朕又哪裡想置閻公公於死地呢！”

商量的結果，是將他由入內都都知貶為入內都知，調到秦州去任鈐轄，後來又改去了鄆州，名義上是一州的武官，實則不過頂個空名，幹拿俸祿而已。

閻文應似乎早就料到了這麼一天，接旨之後一直很坦然，也沒向任何人作任何辯白，更沒去乞求。可能是經歷太多，看得太透的緣故吧？但陛辭的時候，他還是止不住落淚了，高大的身軀也有些傴僂，原本大而有神的眼睛竟變得有些混濁了。

范仲淹贏雖贏了，並不輕鬆，因為震懾了朝廷，不能不又結個疙瘩。當然，暫時還沒什麼，甚至還被遷了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了，他改做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成了代理開封府的第一把手。至於為什麼這麼安排，說法不一：有說酬功，有說借重才幹，有說買安，有的更說是一種羈絆，真實用心，則只有當事者自己清楚了。或者，幾種說法都對，原就是兼而有之，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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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遺事　第四回（1）

賢愚不肖水火相拼

黍尺鐘律毫釐必爭

早在立國之初，宋太祖就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大建汴梁，不但修復了舊城，緊接舊城又另外造了一座新城，大內也照洛陽皇宮的規模大大擴建，雖同為京都，汴梁早不是五代所能比的了。

新的汴梁，光新城方圓就有四五十里，水門不算，東南西北的城門竟有十一座之多。舊城周圍二十里，也有十座城門。最裡面才是大內，也有五里見方。新、舊兩城的城牆，高大不說，都是專門從鄭州運來黏土壘成夯實的，城門則另外磚包石圍。大內的宮牆，更是清一色的磚石結構。外城圍著一道護龍河，幾丈深，十多丈闊，兩岸堤上都種著楊柳。前後另有五丈河、金水河、汴河、惠民河等四條河，穿城而過。至於城內飛橋凌空，商家林立，人煙稠密，殿宇輝煌，等等，更甭說了。光是描摹汴京的萬言大賦，前後就有好幾篇。宋太祖也特為自己的新京城而自豪。當年，吳越國王錢俶還沒有歸順，送他一條犀帶作為朝覲之禮。他哈哈一笑，說：“朕有汴河、五丈河、惠民河三條寶帶橫貫京城，還有什麼別的能與它相比呵！”弄得錢俶哭笑不得。

汴京雖好，卻沒有山川屏障，這是太祖的一塊心病，他還真動過遷都洛陽的念頭，但要割捨汴都，談何容易！更不要說事體太大，還有諸如漕運等等無法解決的現實問題，他也只能偶然感慨而已。西京洛陽始終只是陪都，沒有升格。後來，雖闢了應天府為南京、大名府為北京，也都是陪都，同樣只有象徵意義。真宗時戰事吃緊，也有人動過南幸金陵、西幸成都的念頭，那也只想臨時避難，與遷都無關。

明白了這些原委，當孔道輔——就是那個曾猛叩垂拱殿殿門的人，突然上書請求遷都洛陽，朝野上下莫名驚詫，也就毫不奇怪了。孔道輔倒也不是沒事找事。到仁宗，新汴京也經過幾十年滄桑風雨了，光新、舊城城牆就已破敗不堪，亟待修繕。孔道輔是為仁宗支招兒的，只是這招兒支得有點奇異罷了。

仁宗問仲淹：“愛卿怎麼看？”

仲淹說：“遷都當然不可能。好好一個太平天下，怎麼突然要遷都？那成個什麼樣子？不過，西京歷來為帝王之宅，有關、河之險，出可以攻，退可以守，也不失為處急解難的絕好所在。只是目下宮殿失修，糧草無備，緩急之間一無所用。假如從現在起就做些準備，以禮拜山陵為名，修好宮闕，儲備糧草，將來萬一有用，就沒有後顧之憂了。《易經》說：‘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講的就是這個意思。事關國家長治久安，皇上能多少留心，再好不過了！”

仁宗倒也覺著有理，不過，也就聽聽而已，要是范仲淹不再生事，這事也許永遠都不會再有人提了。

可范仲淹閒不住。這次，他直接與呂夷簡較上勁了。

他不滿夷簡只用自己門下出來的人。用人是皇上的專權，升降寵貶，遲速快慢，都應該由皇上說了算，尤其是親近大臣，更不能交給宰臣隨心所欲。權柄可失，什麼不可失？他畫了一幅《百官圖》，徑直去見皇上。

皇上翻著《百官圖》，一時參不過來，愣在那兒了。

范仲淹指著圖，一點一滴破解給他聽：“這幾位這樣升上去，是循序漸進，情通理順。這幾位超升，一步三級，資歷順序全都一步踏倒，違情睽理。合乎情理為公，違背情理為私。這幾位人盡其才是公，這幾位濫竽充數是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