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也就成了重慶的“延安”——“紅區”。

筆者訪問了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處處長兼機要科科長的童小鵬1992年10月14日採訪於重慶。，據他回憶：

“毛澤東住在二樓東頭靠裡第一間。樓房裡的樓梯、過道，全是鋪著木板，人一走過便發出噔噔腳步聲。周恩來關照工作人員們不要穿皮鞋，避免發出響亮的腳步聲，影響毛澤東的休息。我們三樓的電臺工作人員全部赤腳，這樣走路無聲……”

胡喬木依然做秘書工作。如同他寫社論、起草檔案一樣，總是屬於幕後，他仍悄然做著他的工作。

在重慶，毛澤東是眾所關注的人物，求見者甚多，公務又繁忙。於是，給毛澤東增加了一位秘書，即王炳南。王炳南那時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工作，熟悉當地的情況。

毛澤東的警衛工作由陳龍負責，加上從延安來的顏太龍，還配備了當時在重慶工作的龍飛虎、蔣澤民、賀清華、舒光才、齊吉樹等參與警衛。

此外，由“八辦”（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劉昂負責照料毛澤東的生活，李澤純專為毛澤東做飯。

關於胡喬木在重慶的情況，筆者從1950年2月3日新加坡的《南僑日報》上，查到這麼一段報道：

“胡喬木繼陳伯達之後擔任毛澤東主席的政治秘書，在這期間，他的思想、修養，獲得極大的進步，深得毛的賞識。他的長處是思想周密，眼光透澈，才文並茂。他隨毛在到重慶時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種歪曲的指責，都由他在《新華日報》上經常撰文予以駁斥。他的文章，緊湊鋒利，短而有力，學的是魯迅先生的作風，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練的筆調描寫出來警闢動人。”星市《南僑日報》，1950年2月3日，“新聞人物”專欄，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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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二喬”斷名（1）

胡喬木來到重慶，發生一點小小的“麻煩”，那便是他的同鄉、同學喬冠華也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老友相見甚歡，但喬冠華也是“筆桿子”，發表文章署筆名“喬木”，而胡喬木當時用名“喬木”——兩個“喬木”聚在同一幢樓裡，同在一家報紙《新華日報》上發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個“喬木”！

喬冠華由清華大學金嶽霖教授推薦，於1935年考取公費留德，到德國土賓根大學哲學系進修。他寫了關於《史記》的論文（據德國魯爾大學海爾默特·馬丁教授告訴筆者，他在1972年找到了（當時任中國外交部長的喬冠華的論文），並於1976年在德國出版了這一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

喬冠華於1937年回國。由他的留日同學趙一肩介紹，在廣東國民黨餘漢謀部隊當參謀。當日本軍隊佔領廣州後，他前往香港，在《時事晚報》工作，撰寫時事評論。這時，他起了個新筆名——“喬木”。當時他並不知道老同學胡鼎新進入延安，也取名“喬木”。好在一個“喬木”在香港，一個“喬木”在延安，商參不相見，倒也不相干。

不過，也曾鬧過小小的笑話：正在白區工作的胡喬木妹妹方銘，看到香港報紙刊登“喬木”文章，於是以為哥哥在香港，寫了信去，落到喬冠華手中！

1939年8月，經廖承志、連貫介紹，喬冠華在香港加入中共。

1941年12月18日，日軍在香港登陸，喬冠華奉命離開香港，到東江游擊隊去。

他不久打道桂林，來到重慶，在八路軍辦事處外事組工作，同時擔任《新華日報》社論委員會委員。

這麼一來，署名“喬木”的文章，不斷出現在《新華日報》上。《新華日報》乃是延安《解放日報》的姐妹報，人們開始發現有兩個“喬木”，稱延安那個“喬木”為“北喬”，稱重慶的“喬木”為“南喬”。畢竟兩個“喬木”不在一地，還算不太“麻煩”。

眼下，“北喬”南下，跟“南喬”相聚於重慶，這就“麻煩”了！由於“喬木”出典於《詩經》，又寓意“高大、挺直”，兩“喬”都喜歡這一名字，不願改動：“南喬”以為，他本姓喬，用“喬木”筆名，順理成章；“北喬”呢，他連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豈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終於，由毛澤東出面，為“二喬”斷名——這一軼聞，曾廣為流傳，通常都說成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喬進京，發生重名問題，此事驚動了毛澤東……”

筆者以為，前文已經提及的1950年2月3日的新加坡《南僑日報》署名江山的文章，較為可靠。因為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