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問題思想問題和黨的建設方面，有重大的積極建設性的意義。”

王明還表示：

“我不僅以一個黨員的資格，站在組織觀點的立場上，完全服從這個決議；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個第三次‘左’傾路線開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觀點的立場上，認真研究和接受這個決議，作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組織、思想各方面嚴重錯誤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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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4）

王明表示“心悅誠服”地承認毛澤東的正確和功績。

連王明都如此“擁戴”《決議》，有點出乎意料。

自然，後來的情況表明王明言不由衷。在他叛離中共之後，在蘇聯寫了《中共五十年》一書，則痛罵《決議》：“臭名昭著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決議》，是公開偽造中共歷史的第一個檔案。”這一段話，才是王明真正的“心聲”。

不論王明“擁戴”也罷，痛罵也罷，《決議》畢竟以歷史性的文獻的地位，載入中###史。

值得提及的是，《決議》作為附錄，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這在《毛澤東選集》中是絕無僅有的。因為《決議》雖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並經毛澤東精心修改，但畢竟並非毛澤東個人的著作。除《決議》之外，《毛澤東選集》所收，都是毛澤東著作。這也足以表明毛澤東對《決議》的看重——因為《毛澤東選集》（指1951年以來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至四卷）是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

就在《決議》透過後的第三天——1945年4月23日，胡喬木來到延安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中共“七大”在那裡舉行隆重的開幕式，胡喬木當選正式代表。主席臺上方高懸紅底白字橫額“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鮮明地點出了大會的主題……

三個月後——1945年7月13日，胡喬木步入延安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大禮堂，“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在那裡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八人，胡喬木是代表之一。這次會議決定，在1945年11月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只是一個月後日本投降，時局發生很大變化，“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沒有按原計劃召開……

隨毛澤東飛往重慶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成了中國的“新聞焦點”。

上午十一時，一架草綠色C—47運輸機飛離延安機場。下午三時四十五分，飛機降落在重慶九龍坡機場。這一起一降，毛澤東一直是記者們競相追逐的物件。

毛澤東去重慶和蔣介石舉行談判，成了中國各報的頭條新聞。

翌日重慶《新華日報》是這樣報道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的邀請，昨日上午十一時同美大使赫爾利將軍、張治中將軍和周恩來、王若飛同志等同機飛渝……”

其他各報，不論是共產黨主辦的，還是國民黨主辦的，新聞稿中提及的飛往重慶的共產黨人，都是寫毛、周、王三人。

此後，在整個國共談判過程中，見報的中共代表也都是毛、周、王三人的名字。

在“新聞焦點”背後，誰都沒有注意一位三十三歲，削瘦的男子，他便是胡喬木。作為毛澤東的隨行人員，他與毛澤東同機飛往重慶，經歷了這一舉世矚目的國共談判全過程。

他的唯一一次“曝光”，是在離開延安時，在那架飛機前拍了一張合影，自左至右依次為“穿軍裝的張治中，戴著盔式帽的毛澤東，身材頎長、一身西裝的赫爾利，微笑著的周恩來，上衣顯得過長的王若飛，側著腦袋、目光正注視著毛澤東的胡喬木，頭髮從正中朝兩邊分開的陳龍。

毛澤東把胡喬木列為隨行人員，一起飛往重慶，足見對胡喬木的看重。

陳龍則是毛澤東的警衛員，負責毛澤東的保衛工作。

毛澤東抵達重慶之後，雖說蔣介石為他安排了豪華住處，他還是住進了重慶的“紅區”。胡喬木也隨毛澤東住在“紅區”。

“紅區”名叫紅巖村，位於重慶城郊嘉陵江畔的一個紅土坡上。那裡原是一片荒坡，饒國模在那裡創辦了“大有農場”。饒國模是黃花崗烈士饒國樑的胞妹，對中共有好感。於是，取得了饒國模的幫助和支援，中共在那裡紅巖嘴十三號，建了一幢三層樓房，作為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設在這裡（對外只稱“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於是，紅巖